这就涉及到了绿色思想的另一个层面即制度层面。如前所述，我认为环保不仅是个认识问题，更是个制度安排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似乎也是西方绿党的认识。我理解德国绿党主张的“四大支柱”—— 生态智慧、参与式民主、非暴力、社会正义，和2001年“全球绿党宪章”提出的“六大原则”，即上述四项加上“可持续发展”和“尊重多样性”，其实都体现了许多制度创新思想。

当然，这方面的争论也不少。正如过去资本主义的西德与社会主义的东德都出现过环境问题一样，今天解决环境问题也有许多思路，不过在我看来基本还是两种：一是通过“公共利益干预”去限制、乃至禁止污染，二是通过“个别利益诱导”去换取减污，乃至弃污。前者寄希望于国家以及公民社会(环保NGO等)对排污主体(个人或企业法人)唯利是图行为的制约，可以视为一种“生态社会主义”设想。按我的理解，欧洲的绿党比较接近这种主张。后者以如今风行的“碳交易”(又名“排污权交易”)为代表，希望靠市场机制而不是靠强行管制，使排污主体能够为牟利而自愿减少或放弃排污，可以视为一种“生态资本主义”主张。

在西方，这两者有很大的争论。排污权交易设想一直被西方左派强烈批评为邪恶的“空气私有化”，而靠国家管制控制污染又被右派看成是可怕的“大政府幽灵”[10]。但是我觉得，正如现代经济往往是市场经济与福利国家的某种结合一样(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就是典型)，在环境治理方面，市场机制和公权力管制何以就不能并行？实际上，管制限污和交易减排都有成功的例子但也各有局限性，至少在中国，我不认为两者是完全互斥的。

但是在中国，正如我常常担心既没有市场自由(由于政府权力太大)、也没有福利国家(由于政府责任太小)一样，环境方面我同样担心“碳交易”成为政府推卸责任的藉口，而“碳管制”又成为政府滥用权力的说辞。

大家知道我对中国改革的基本主张是“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在环境问题上我同样认为限权与问责两者都是走向“中国式绿色”的道路。与西方人争论“政府，还是市场？”不同，中国的“政府”与“市场”与西方都不一样。

正如两德并存时期布莱希特讽刺说：在东德“如果人民不喜欢政府，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解散人民，另外选举一个人民”。类似地，西方自由市场曾被批评为“赢家通吃”，但中国的“市场”主要弊病却是“权家通赢”，所以在中国，争论“政府还是市场”之前先要解决“政府”本身的改革和“市场”本身的公平问题。

而据我所知，绿党与左派一样对排污权交易并不欣赏，但在公共利益干预方面，绿党不同于强调民主国家作用的传统西方左派之处，在于她更强调以NGO方式行动的“公民社会”来干预，这就是作为绿党思想四大支柱之一的“参与式民主”的主要内容。

但是众所周知，在今天的中国，NGO的生存空间非常有限，如果说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这里的“政府干预”与“公共利益干预”不是一回事(最明显的证据是：德国历史上甚至连马克思这样激进的自由市场批判家，也不主张当时那种非民主的国家干预和国家管制；相反，他明显地认为魁奈、亚当斯密这样的自由市场论者还比柯尔贝、李斯特这样的国家干预论者进步)，那么NGO式的公民社会干预在中国就更是任重而道远。

绿党“参与式民主”本意是有了宪政民主国家还不够，还要让自由公民通过NGO之类的形式直接参与治理，可是在中国，可能您不了解的是“参与式民主”的说法被广为宣传(有人宣称“参与式民主”是中国特色，比“西方民主”更好)，“宪政民主”却是不能说的，NGO更被压得似有似无，最近连“公民社会”都成了敏感词！那么这种条件下的“参与式民主”是什么？就是在严防宪政民主、打压公民社会的同时让臣民有所“献言献策”，以供主上参考取舍。这难道是绿党所提倡的参与式民主吗？环境问题可以在这样的体制下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