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绿色反思

在改革前的中国，尽管宣传上作为“资本主义罪恶”时常提到西方的环境污染，但从未承认中国自己有什么环境问题。相反，在很长一个时期，我们都把“烟囱林立、马达轰鸣、钢花飞溅、铁水奔流”当成理想美景。

中国的环境生态保护运动是改革时期在西方绿色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1980年代翻译的《增长的极限》、对《寂静的春天》和罗马俱乐部的介绍，都起了至关重要的“绿色启蒙”作用，今天国际上比较熟悉的中国两种“绿色声音”：实际从事环保维权的环保NGO组织，和并不怎么参与维权、却喜欢在国际上发言的新左派朋友都深受这种影响。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环保思潮在基本价值观上是普世性的(中国人与西方人同样需要环保，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但在问题意识上却是高度西方化的(即把当代西方环境破坏的发生机制当成中国的现实，甚至认为环境破坏就是一种“西方祸害”的东渐)。

相对而言，环保NGO的诉求更突出前者，而新左派的环保观更突出后者。这就造成一种现象：西方绿色思潮具有强烈的自我反思特征：从反思工业化、反思资本主义到反思西方文明、反思现代性，而中国一些绿色思潮的宣传者却有“喜欢西方的反思，却不喜欢反思自己”的特点。

不少人认为，环境破坏只是西方带来的问题、资本主义带来的问题、现代性(尤其是工业化)带来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新左派朋友更喜欢这三个说法。但我认为西方人这样讲是一种反思精神，我们也跟着讲，就没有反思精神了。我是很赞成环保的，但我历来主张“主义可拿来，问题需土产，思想要自立”，在中国讲绿色思潮是要有自己的针对性的。

现代环境保护运动起源于西方，但环境破坏是个人类的问题，不能说是起源于哪里。人的欲望与环境制约有矛盾，“竭泽而渔”与“细水长流”两种态度也都源远流长，很难说某个文明持一种态度另一个文明则只有另一种态度。历史上很多非西方地区都出现过因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态灾难，乃至导致一些文明的消亡。

有人说中国有天人合一学说，可以保护环境。其实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学说是一种以“宇宙等级秩序”来证明人间等级秩序(例如以“天无二日”对应“民无二主”[2])的理论，它与环境保护本不相干。如今人们把环保意识附会于它，倒也不无可取，因为作为符号的语言能指在历史中增添新的所指，所谓古为今用，也是好事一件嘛。

但问题在于环境保护决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一个认识问题。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所谓“重视环境”只能流于空谈。由于经济学上所谓外部性，人人明知重要而又人人破坏之的事例不胜枚举。筒子楼里公共水房往往污秽不堪，就是一个例子。

我国古代虽不像一些古文明那样环境破坏到了文明消亡的地步，但环境问题确实也不小。远的不说，明代的《徐霞客游记》中在江西、浙江、湖南、广西、贵州一路，在记载奇山异水的同时，也记录了许多今天所谓的环境破坏：首先是严重的乱砍滥伐给森林植被造成毁灭，不仅北方、中原“嵩(山)、少(华山)之间，平麓上至绝顶，樵伐无遗”[3]，连南方雁荡山大龙湫瀑布附近的名山胜景，稍大点的树木也被砍光，以致霞客欲找根树枝做拐杖竟不可得[4]。而经济并不发达的西南不少山区也是“四面童山，光秃无木”，“自入贵(州)省，山皆童然无木，而贵阳尤甚。”[5]

其次很多地区的造纸、烧石灰等传统手工业也破坏了环境和自然景观，如江西的南丰、宜黄一带：“多坠峡奔崖之流，但为居民造粗纸，濯水如滓，因水被污染而混浊肮脏，失飞练悬殊之胜。”[6]吉安永新一带石灰窑采石也导致山川失秀：“惟东北一角山石完好，而东南尽处与西北诸面，俱为烧灰者铁削火淬，玲珑之质，十去其七矣。”[7]

再次，人类生活污染也很严重，徐霞客看到湖广永州、广西柳州等地的许多风景名胜被生活垃圾糟蹋得面目全非，如永州的钴鉧潭、柳子祠“上瞰既奇，下穿尤幻，但行人至此以为溷围，污秽灵异，莫此为甚。”[8]柳州旧有名胜“罗池夜月”，据说“大江东南有灯台山，魄悬台上而影浸池中，为此中绝景。”但徐霞客往访，却被告知“此景已久湮灭，不可见矣。”原因竟然是官家游景扰民，导致民众以污染为反抗：“土人苦官府游宴之烦，抛石聚垢，池为半塞，影遂不耀”，徐霞客坚持一见，看到的是“有池一湾，水甚污浊，其南有废址两重”，“昔时亭馆所托也。”[9]

明清以前人的经济活动破坏环境之事也有不少，如谭其骧等学者指出，历史上黄河水患最严重时期就是因为从游牧变成过度农耕的缘故。如果说那时没有出现汽车废气、酸雨和核污染，那只是因为古人还不懂得相关工业技术，而不是因为他们懂得“天人合一”。

很多人认为改革时期“单纯追求GDP增长”导致生态环境破坏，当然有这个因素。不过改革前中国经济混乱时，环境生态问题也并不轻。大跃进不仅造成大饥荒，也造成空前的生态灾难，“大炼钢铁”毁灭了森林，三门峡工程把水利弄成“水害”。只是那时严重的问题是饥饿，环境问题没人讲。

实际上那时这个问题就很大。例如那时我国农业尽管化肥农药没有今天用的那么多，但那时的化肥农药品种对生态的破坏比今天的品种可要严重得多。

改革前我国不少地方大量使用廉价的氨水(我至今难忘那呛人欲晕的刺鼻氨气和水田施过氨水后田螺蚯蚓都死光、连田埂的草都被熏枯的情景)做当家化肥，一些地方还使用有毒的石灰氮。那时用量最大的农药还是西方早就禁用了的可导致广谱累积性中毒的有机氯农药(六六六、滴滴涕等)，以及剧毒、高残留有机磷(一六○五、一○五九、三九一一等)、汞制剂(赛利撒、西力生)等。这些东西对生态的危害要比现在的品种大多了。

我在农村时亲眼看到当时对六六六的滥用：不但用于田间，还被当地人用于熏杀马蜂(马蜂蛹和幼虫是当地美味)、用于毒鱼以取食。可悲的是农民并非不知这样取食有害，只是饥不择食啊。那时的农民甚至有把六六六粉往自己身上抹用以杀灭虱子的。农业以外，那时提倡的“五小工业”更是效益小污染大的典型。

改革前的文革时代恰恰是“政治挂帅”，不要说GDP，当时几乎所有经济资料都是“机密”，提都不能提，邓小平抓生产，就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属于反动的“修正主义”。那时考核官员更不是考核他治下的经济增长，而是考核他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作为。总之，那时的环境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一样，与其说是因为“追求经济增长”，不如说是因为“追求政治权力”而造成的。

不只中国，其实德国也有类似现象，当年的社会主义东德生态环境要比资本主义西德差得多，也比统一后要差。如今绿党在前东德地区支持率比前西德地区小得多，我猜原因可能是经历过东德生活的人对“反思资本主义”的绿色思潮不那么感兴趣，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那时我国的“政治挂帅”到改革后变成了“经济挂帅”，1990年代后更走向“GDP挂帅”，由此我们陷入了今天的环境危机。于是人们呼吁改变追求目标，另换考核方式，升官不靠GDP，而要考核环境，有人还设计出“绿色GDP”之类新型考核指标。可是如果以前的“政治挂帅”同样造成环境破坏，今天从“经济挂帅”改成别的什么挂帅，哪怕就是“环保挂帅”就可以解决问题？在我看来，“追求”什么、“考核”什么不能说不重要，但追求与考核的主语——谁有权“追求”，谁来“考核”，可能更为重要。一个权不受制、责不可问的体制无论名义上“追求”什么，都可能与民众的期待距离甚大，甚至南辕北辙。中国现在一方面也提可持续增长，建设生态文明等，一方面环境却不断恶化，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