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提到欧洲与全球的经济—社会问题，我知道绿党作为一个具有反思、批判精神的新兴政党对此有很多前卫的看法。我不敢说对欧洲有多少了解，但去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宪政民主遭遇全球化》，其中有些观点请您指正：

西方发生债务爆炸，传统的“左右之争”或“福利国家与自由放任之争”就涉及了危机责任问题。一派说危机的原因在于太自由放任，尤其是金融自由太多；另一派说原因在于高福利太过分，造成开支失控。然而在我这个中国人看来，

尽管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都各有利弊，但仅就债务而言，理论上无论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还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都可以在财政均衡条件下运作，至少不至于无限远离均衡、导致债务爆炸。但是，民主制下有一种“反向的尺蠖效应”，即左派、右派要得势，都得讨好老百姓。而老百姓对左、右的主张都只喜欢一半，所以左派上台增福利容易，增税难；右派上台减税容易，减福利难；这就导致宪政制度的基本目的即我以前所说的“天平效应”受到破坏。如此往复回圈，债务窟窿就难免越来越大，终于导致窟窿塌陷的大祸。

换言之，尽管理论上我们可以指出左右派的主张各有什么毛病，但有毛病和不能继续运转是两回事。现在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搞到难以为继的程度，并不是左派或右派哪一种主张本身造成的，而是这两种主张在两派都要讨好老百姓的情况下都“只能实行一半”的结果。而“两派都要讨好老百姓”恰恰又是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所以也可以说，这样的危机实际上就是民主制度的危机[12]。

这次德国的大选又一次证明了我的看法。如所周知，本次大选基民盟获得大胜，社民党得票也有增加。但绿党和自民党都吃了亏。为什么？因为绿党要求增税，自民党要求减福利，德国人民都不喜欢。而基民盟要求减税(至少反对增税)但却回避减福利，社民党要维护福利但却回避增税，两者都得到大量的支持。可问题是，只增福利不增税，或者只减税不减福利，那赤字和欠债不就越来越多了吗？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德国会变成今天的希腊！

但是民主制度如果一直就这样搞，它还能走到今天？民主国家过去的辉煌成就又怎么能取得呢？我曾指出：在没有今天那种全球化局面以前，一国经济中“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是玩不了几天的，而民众不是圣贤，但也不是撞死南墙不回头的傻瓜，他们感到出了问题就会改变。事实上，民主国家历史上民众接受增税与接受减福利的例子都很多。甚至在波兰等东欧国家，恰恰是民主化使得民众愿意减福利的(而此前“专政”政府要推卸福利责任，民众就抗议)；而当年的英国、法国，也正是实行“无代表不纳税”后民众愿意增税的(而此前国王增税，民众就不干)。那么为什么那些老牌民主国家的民众现在变得如此“执迷不悟”？与1990年的波兰人相比，当然是因为当时波兰人用有限的减福利换得了他们过去没有的自由民主，而今天的老牌民主国家却没什么可换，那么与这些国家的过去相比呢？

我的回答是：其实民主制度下发达国家负债率无限提高，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包括全球化与“全欧化”)、但宪政民主治理机制却限于主权国家的结果。因为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国际透支机制，同时又吸纳了许多乐于被透支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与民主国家相反、左右派都要讨好皇上、而无需讨好老百姓的“低人权优势”国家。

比如我们也有左派和右派，可是我们的“左右互动”却跟你们相反：皇上最喜欢增税，同时却讨厌民众向他问福利之责。所以我想，如果你们的绿党和自民党能够放弃民主而拥护专制(恕我冒昧地作这种令人不快的假设)，那么你们的“增税”和“减福利”主张在我们这里都会受到重用！“左派”帮他增税，“右派”帮他减福利，难怪我们会有个全世界最富有的政府。

现在有些人在议论中国政府债务危机的可能。我说你们这是操西方人的心，在中国如果出现政府债务危机，那可能是一个空前未有的大进步了！大家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老百姓大量饿死、而政府却自豪地宣布“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奇观吗？假如皇上能够随意横徵暴敛，同时老百姓又不能向他追索福利，甚至饿死了都不能抱怨，他怎么还会欠债？恐怕他担心的是钱多得不知怎么花了吧？这时如果有人要借，那不是求之不得吗？

这样两种相反的国家(当然，由于都有“左”也有“右”，人们有时没觉得相反)共同玩经济全球化游戏，结果可想而知：左右都要讨好民众的国家向左右都要讨好“皇上”的国家透支，前者掩盖了窟窿，后者避免了“过剩”，前者得到高消费，后者得到高增长。表面上是各得其所，但两种体制的弊病(各自相反的弊病)却日益发展。后者的社会不公、官民矛盾、腐败蔓延，包括牺牲环境等积弊无法纠正，出现“越维越不稳”的困境。而前者有这种透支机制，“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就可以玩得空前的久，以至于一些国家的民众失去了纠错的能力，等到债务窟窿捂盖不住而终于塌陷，那纠错成本就太高了。希腊入欧后钻“货币全欧化，财政国家化”的空子透支欧洲，美国在全球化中利用美元透支国际市场，尤其是透支中国这样的低人权国家，都是这样发生的。

对于欧债危机我曾指出：今天欧洲面临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严峻选择，如果不强化欧洲的政治一体化(首先是财政的一体化)，货币一体化就保不住。而近期的欧洲选举表明，“逆水”中的欧洲进则举步维艰，退则后果严重。这一次的左右轮替，其实仅就“左”“右”本身的理念而言意义并不大，欧洲民主制度下左右轮替的政治钟摆已经不知多少次了，这一次也不会是“谁战胜谁”。但这是正常状态下“天平效应”的摆动(即财政相对平衡前提下“高税收高福利”与“低税收低福利”的轮回)，还是“反向尺蠖效应”下旧弊的积累(左派能增福利难增税，右派难减福利易减税，导致财政越来越失衡)才是问题的关键。

而对于全球化就更是如此。绿党一直强调社会正义，我在中国也从1990年代就以“公正至上”的主张闻名，但是我想您也同意，这些年西方与中国的社会不平等都在增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同政治体制和人权标准的国家之间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深刻社会影响。

理论上，一体化经济中资本与商品的梯度流动(资本流向不发达地区，生产出廉价商品流向发达地区)应该有益无害。但是在体制不同、而人的流动性比资本与商品流动性小得多的情况下，这种流动会带来国别差距缩小而一国内差距扩大的结果。

我们知道，发达民主国家一百多年来的发展不但在经济总量、而且在经济平等方面进步巨大。劳资生活差异和贫富差距在缩小，基尼系数、主要是二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在降低。对于这些成就，有人强调民众运动、工农组织、民主压力和再分配的效果，而另一些人则强调自由经济中要素稀缺格局发生变化的效果，即市场经济的要素契约中总是稀缺要素持有者占据谈判优势，资本主义初期资本稀缺，劳动相对过剩，因此资本的谈判实力远超劳动，导致两者差异巨大。

后来资本积累到越来越过剩，劳动变得相对稀缺了，劳动的谈判实力就上升，两者的谈判地位就趋于相当了。笔者认为，这两种解释并不是互斥的。一百多年来发达民主国家社会平等尤其是劳资关系的进步，其实是民众、劳工维权运动压力和资本积累导致的要素稀缺格局变化的综合结果。

但是单纯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出路，面对工会和民主国家再分配的压力，资本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权国家。资本外流后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廉价商品输入又替代了本国的产业，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所以西方左派对全球化很反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实际上，资本流出后在低人权国家搞血汗工厂可以增加盈利，但本国劳工就业机会损失却降低了收入，这就导致即便全球化也给发达国家带来经济增长，但收入分配的平等化趋势却明显逆转。发达国家的劳工发现他们如果不向低人权国家的血汗劳工看齐，就“丧失了竞争力”。

然而另一方面，低人权国家的强势者却通过这种全球化中与国际资本的结合，其收入也向发达国家的富人看齐(甚至由于权钱结合更方便可以比西方富人还富)。这种“中国富豪一心攀比西方富豪，西方劳工被迫模仿中国劳工”的趋势，在两边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而更为深层的矛盾在于：就业机会的减少、初始分配差异的扩大，更进一步加深了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的需求；但与此同时，全球化中的资本外流又导致税基萎缩，国家提供福利和公共服务的能力降低。尤其是在“避免双重徵税”制度下，资本流出后就不再对本国福利承担义务，这就造成了福利需求和福利提供能力的反差越来越大，而这个反差也只能靠全球化中的透支功能来弥补。发达国家的透支越来越厉害也就难以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