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缓气候变化社会经济评价研究的最新进展——对IPCC第五次评估第三工作组报告的评述

2014-12-10 19:39 来源: 国家应对气候中心 |作者: 邹骥、滕飞、傅莎

实现2℃温控目标的转型路径:总体情景构想与各经济部门的衔接


1.4  实现2℃温控目标的转型路径:总体情景构想与各经济部门的衔接

与7年前发表的第四次评估报告相比[6],尽管关于排放空间及温升与排放量之间关系的估计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AR5WG3在本次评估中的一个显著进展,就是对于实现2℃温控目标所要求的排放空间和未来减控排目标给出了更清晰明确的估计。

对应于2℃温控目标或430~480 ×10-6CO2当量浓度(辐射强迫2.3~2.9W/m2)的情景(RCP2.6)研究,是本次评估报告的核心。报告评估了至2100年实现与2℃温升控制目标相对应的累积排放空间和路径,并将总体排放目标与各个主要经济部门排放潜力、减排成本和目标之间建立了联系,评估了在部门层面实现减排目标的可行性。报告给出了如下主要评估结论。
第一,2100年相比工业革命时的全球地表温度升幅不超过2℃,已经是全球达成的科学与政治共识。基于模型模拟的情景研究表明:实现2℃全球温控目标要求全球2011—2100年间累积CO2排放不得超过0.63~1.18万亿tCO2,这要求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要回到2010年水平,甚至要比2010年下降40%,2050年需相对2010年下降40%~70%,到2100年要实现零排放。控制2030年中期排放水平对实现2℃温控目标尤其重要,如果将大规模减缓行动推迟至2030年后,则2℃温控目标将很难实现。

第二,实现2℃温控目标的总体产业和技术布局在于,要提高能源终端使用部门的电气化程度并将减排重点放在大规模改革能源供给系统,大规模造林和开发运用CO2移除技术。要实现2℃温控目标及对应的减控排目标,能源供给部门需要发生巨大变革,其CO2排放需在未来持续下降,2040—2070年间需相对2010年水平下降90%或以上,甚至实现负排放。发电部门低碳化是其中的重要手段,到2050年超过80%的发电装机容量要实现低碳化,即来自可再生能源、核能、使用碳捕获和封存(CCS)技术的化石能源发电、生物质与CCS相结合技术的零碳或低碳能源供给,占一次能源供给的比重需达到2010年水平(约17%)的3倍或4倍。植树造林和其他CO2移除技术在未来减、控排安排中的开发前景和战略地位在本次评估中得到进一步凸显。很多2℃温控情景的实现依赖于2050年后的负减排技术部署,因此从大气中移除CO2的技术,如配备CCS的生物质发电或造林等成为未来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

第三,在全球未来城镇化的趋势下,发展中国家存在增加能耗与排放的需求,但也存在着较基准情景大幅减排的机会。全球城市人口将从2011年的52%增加到2050年的64-69%,2006年城市地区能源相关的CO2排放在相应总量中的占比为71%~76%。未来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过程意味着更多人口的收入水平提高,从而意味着能耗和排放需求的增加。但通过新、扩建城市的城市形态、基础设施、土地利用与公共交通模式等的设计和规划,通过行为的改变,将产生大量未来的减排机会。

第四,AR5 WG3认为:实现全球2℃温控目标的社会经济成本有限,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报告对实现不同浓度目标的社会经济成本,包括GDP损失、消费量损失、边际减排成本等进行了估算,发现对减缓的经济成本的估算各不相同,不确定性很大,但成本普遍随着减缓力度的加大而增加。报告所收集的大部分评估成本的情景研究都基于如下假设:所有国家即刻减排,具有运转良好的全球统一碳价市场机制,关键技术均可得可用。在这些假设下,与不采取减排行动相比,为在2100年达到430 ppm到480 ppm CO2当量的大气浓度水平,对应于2030、2050和2100年的全球消费量损失将达1-4%,2-6%和2%-12%。这些消费量损失的计算没有考虑包括降低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减排效益和区域间成本估计的差异。将减缓行动推延至2030年及以后或者限制减缓技术选项(如限制CCS技术的可得性), 都将大大增加未来几十年以及本世纪后半段的减缓成本。应当指出:目前大部分成本估计都是基于上述假设和模型模拟,如果放松这些假设,模拟成本与现实中的成本还会有很大的差距,在考虑成本问题时,AR4在技术成本、工程成本与市场成本之间所做的区别,依然具有启发意义。此外,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上看,减排成本会随着技术进步、市场规模扩大而下降,但不同技术和产业领域中减排成本下降的幅度会有差异,即所谓技术学习曲线的斜率不同;而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成本(或者减排带来的气候效益)会因受体的支付意愿(或赔偿接受意愿)的提高及社会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财富存量增加,随时间流逝而提高。另外一个决定成本估计水平的因素就是大时间尺度内贴现率的选取,这是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或气候变化经济学中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7]。

第五,在方法学方面,目前依然以模型模拟支撑的情景研究为主体。报告就转型路径和长期减排目标设计等问题,对模型研究的适用性和不确定性给出了评价。报告指出,在解读模型结果时需要考虑综合模型的特性和局限性。许多综合模型的决策基于客观的选择标准,而不考虑行为因素。模型情景仅能模拟出与减缓措施相关的发展路径的某些方面,且不能有效解释减缓、适应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最根本的是,综合模型是一种用于模拟大型复杂物理和社会系统的、简化的、程式化的数值方法,假设条件的简化和差异导致了不同模型或不同版本模型的结果存在差异,而且所有模型的结果都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模型输出的意义更在于对变量趋势和不同变量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的描述,在规划和预测中使用模型输出数值则要十分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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