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对全球和分地区、分国家组别和分温室气体种类与经济部门来源的温室气体排放状态和趋势进行了描述，报告传递的如下信息值得重视。

一是1751—2010年间，在化石能源使用、水泥生产和逸散排放相关的CO2历史累积排放[1]①中，属于公约附件一的工业化国家的占比约为70%，这和它们人口在历史上的占比一直居全球少数形成反差[2]②，这也是主张先行工业化国家对全球气候变化负有主要历史责任的基本科学事实依据。即使进一步将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林业与土地利用领域产生的CO2排放计入其中，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全球历史累积排放中的占比也接近50%，与其人口占比依然存在着显著的差距。

二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一直呈增长之势，最近20年来新增的排放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排放依然远低于发达国家人均水平的同时，排放总量已经显著超过发达国家，这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历程和在全球经济总量格局中占比的迅速上升。它也说明后起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依然沿袭着发达国家传统的发展路径，继续极大地依赖化石能源的使用和相应温室气体的排放。

三是基于卡亚分解的方法可以发现：1970年代以来全球能源相关CO2排放变动的主要增排驱动因素是人口的增长和人均GDP的提高，这两个增排因素的驱动要远远强于减排因素能源强度下降的驱动。能源碳强度（决定于能源结构）对过去40多年CO2排放变动的驱动影响较弱，但在2000年之前还是减排因素，而在2001—2010年间竟然还成为增排因素，说明在此期间世界范围内能源碳强度有所增加。

四是分析角度、方法与指标的选取，受到不同的角度、重点、出发点或前述几种不同的思路主线的影响。对相同或相似的历史排放数据库进行分析解读，会突出不同的含义和重点，甚至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对时间序列数据断代的不同时间区间选取（如自1750年以来还是自1990年以来的排放数据样本）。从技术上这受制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可得性，但在最大数据可及范围内应当尽可能长地选取所观察的历史时间区间，尽量充分反映近代世界和国别发展历史的事实，以全面准确判定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反映经济增长周期变化历史与排放的对应关系并探寻排放驱动因子的作用规律。这里特别要处理好时间序列完整性与某一时点或短时段截面数据含义与作用的差别，二者不可互相替代。

（2）在国家分组不同依据的争论中（如按照公约附件一和非附件一国家分组、按照世界银行收入水平分组等），特别有必要澄清按照发达国家（先行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组和按照不同收入水平对国家分组的联系与区别。一般而言，高收入水平对应高排放水平，而工业化发达国家基本都是高收入国家；上述卡亚分解的结果还表明：最近40余年来排放总量的增加主要也是缘于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但收入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内的分布可以相当不均匀，从高收入、中高收入一直分布到低收入水平。这是因为，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完全可以存在着“没有发展的（收入）增长”。真实的发展水平不但要看收入水平，还要看对应的经济结构、收入来源构成和社会治理结构，看它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定位。例如，一些收入水平很高的石油输出国，其经济结构和收入来源单一，严重依赖资源开采与出口，抵御全球与区域经济危机和气候风险的能力低下，历史上累积排放量很少，在长期发展战略上面临着提高经济多样化程度、提升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增强发展内生能力的任务，与拥有高收入的发达工业化国家在收入来源构成、创新能力、产业链中的有利地位、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创新与引领作用和话语权、发展的后劲、应对气候变化及防范减缓措施风险的能力等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它们经济发展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容、挑战和风险、发展议程和历史责任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是有着严格区分的，可持续发展依然是这些高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不能仅仅简单地用收入水平的接近掩盖甚至取代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反映在对世界经济体系改变的话语权、经济结构、基础设施、能力、排放源特征、排放者行为与影响等各方面，对应对气候变化更具有实质意义。应当说全球和单个经济体的未来排放轨迹走势与其发达程度、发展的内容和战略政策议题和发展路径选择关联更紧密，即与发达程度关系更加密切，而与收入水平的关联相对非本质。此外，国际上现行以判断接受官方发展援助资格为目的对收入水平的划分标准（即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在建立时与应对气候变化毫无关联，也无法精准全面地衡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水平。而且对国家按照特定年份收入水平进行分组去考察不同收入水平组别的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这一方法本身对收入组别的阈值设定和基准年份的选取高度敏感。随着时间变化，各国的人均收入也发生变化，同一收入分组内的国家是动态变化的（例如2012年和1970年相比，高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数量大幅上升，且各组成员差异巨大）。在此种情形下，统一用世界银行在最新时点的收入水平分组来描述各收入集团的历史排放趋势是不恰当的，容易误导决策者。

（3）不同比较指标的选取。如历史累积排放或人均历史累积排放、排放存量与增量、总量或人均排放量等不同指标的比较，纯粹考虑与化石能源使用及水泥和逸散相关的CO2排放或在此基础上计入或不计入因农林业和土地利用变化而引起的排放等，选取不同指标都可能在排放历史责任、未来减排目标设置、减排绩效核算等方面具有不同含义。对于需要同时洞悉和协调自然气候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系统这两个复合巨系统的减缓战略与政策决策而言，全面考察、理解各种指标变化及其含义，避免以偏概全，当是可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