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相关法律条款分散，缺乏系统性，大多数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32条规定，国家加强对土壤的保护，建立和完善相应修复制度。可是对于修复制度的责任主体、修复方式与标准、不达标准的法律后果等问题仍没有清晰的规定。第50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财政预算中安排资金，支持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生活污水和其他废弃物处理、土壤污染防治和农村工矿污染治理等环境保护工作。但是对于预算资金的来源、分配和权力的配置，以及资金不足时如何进行修复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也没有涉及。

而《土地管理法》重在对耕地的面积而不是质量进行保护，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仍没有对土壤污染防治做出新的规定。农业部制定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虽然操作性较强，却只侧重于对土壤的分级定档、肥力监测，也无法对土壤污染进行有针对性的防治。

新修订的《农业法》中，虽然专门设立“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一章，并在第58条、65条涉及了化肥、农药的施用，但与《清洁生产促进法》的原则性规定类似，实际作用十分有限。

比较有针对性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也存在土壤环境监测内容较少的问题。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骆永明表示，这部标准无论在土壤多样性和区域差异性方面，还是在土地利用方式多样性和污染物多种性方面都存在较多的空缺，亟须修订和完善。

专家评价称，现行法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调控是原则性的、零散的、不全面的，无法完全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具体需求。因而，构建与完善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