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早期新能源行业发展离不开绿党（Green Party）推动（Aklin et al, 2018）。绿党成立于1980年，以环境议题为核心。绿党不仅在议会中推动了新能源法律的制定，而且从1998到2005年与社民党联合执政期间制定了有利于新能源发展的政策。1986年四月发生的切诺贝利事故，加深了德国公众对核电安全和环境问题的担忧。同年六月，德国环境部成立。199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76%的德国受访者对全球变暖问题密切关注(Brechin, 2003)。冷战后期，德国国内产煤到达峰值，之后产能持续下降，相关产业的影响逐渐减小。八九十年代，德国政府以能源安全为由，补贴本国产煤，使其售价低于成本。根据国际能源署估算，九十年代中期，德国政府每年补贴煤炭行业100-120亿马克。东西德合并后，传统电力企业的重心放在整合前东德地区，给了新能源行业最初发展空间。1990年通过的电力并网法案(StrEG)规定电力企业购买新能源时须支付消费者电费的65%到90%。电力并网法案开始直接推动新能源并网，而此前德国政府对新能源的扶持集中在研发投入上。2000年，首次与社会民主党共同执政的绿党推动了德国新能源法律(EEG)颁布。EEG被广为推崇的特点是引入了新能源固定并网补贴的形式。太阳能和风能投资固定成本高，运行成本接近于零，因此融资成本很大程度上决定项目盈利。固定补贴形式下投资者承担的风险低，从而降低了融资成本，带动中小投资者主导的分布式风电太阳能初期在德国快速发展。

　　2010年的福岛事件，再次推动了德国以退核和发展新能源发展为主轴的能源转型。能源转型的目标是使能源政策成为产业政策一部分，助力德国成为下一轮低碳经济中全球标准制定者。德国式能源转型的争议源于新能源蓬勃发展同时，欧盟碳排放机制的设计缺陷带来持续低碳价，带领煤电喜迎黄金时期。 从2000年到2015年，德国新投资硬煤发电容量7.3GW和褐煤发电容量5.5GW。在低碳价环境下，新能源快速发展带来的减排被煤电增加的碳排放抵消(Helm, 2017)。褐煤贡献了德国四分之一的发电，排放二氧化碳占总量百分之二十。

　　为实现2050年减排80%的目标，德国政府为能源转型计划制定了白皮书。因顾忌退出煤电对就业的影响，白皮书没有明确关闭煤电站的时间，同时由于环境议题在德国社会的重要位置，大力发展新能源近年成为主要政党共识。近两年联邦和地方政府选举时退煤作为热点问题屡次引发公众讨论。2019年1月25日，德国政府指定的煤电退出委员会在终期谈判中达成关键的煤电关闭的期限：2038年前退煤。委员会建议书的政策第一步是未来三年内关闭12.5GW的机组，占到德国煤电装机容量的三分之一。如果德国政府通过委员会的政策建议书，德国将成为正式退煤的最大经济体，短期内温室气体减排将进展显著。

图2：2018年德国电力系统装机容量　图片来源：energy-chart网站 (energy-charts.de)

图3：1990-2019年德国电力生产　数据来源：AG Energiebilanzen 网站 (ag-energiebilanzen.de）

图4： 1990-2017年德国温室气体排放　图片来源：Clean Energy Wire 网站 (cleanenergywire.org)

　　大规模的新能源投资并网和电网建设，需足够的工业基础和居民支付能力支撑。由于欧盟法律对国家补贴(state aid)的限制，德国的新能源补贴直接来源于居民和工商业用电电费。据Clean Energy Transition报道，2016年每户平均月电费为85.8欧（按三口之家每年用电量3.5MWh计算），加上汽油和取暖的总能源支出为每户每月223欧元。占居民电费账单过半的税费项中，新能源补贴比例为23%, 过网费比例为25% (Thalman, 2015) 。工商业占德国用电总量的百分之七十，其中工业用电占了百分之五十。为了减少过高电费对高耗能行业的成本影响，保障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半数工业用户得到了部分或者全部的电费税费项减免。由于减免的税费类型不尽相同，德国没有统一的工业用电价格。由BDEW提供的2014年数据表明，工业用电最低价和最高价相差十欧分(Thalman, 2015)。2018年预计德国全年新能源直接补贴费用为240亿欧。还有相当一部分新能源带来的新增电网建设和电力平衡费用涵盖在过网费中和其他费用中。代价昂贵的退煤计划，让人质疑德国能否成为其他国家能源转型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