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程欧洲新能源政策制定，经济层面以2000年初对油价持续走高的预期为基础。彼时主要由西欧国家组成的欧盟希望通过补贴的形式发展新能源，用大规模装机来实现新能源行业先发优势。政策目标是2020年前后退出补贴机制时，欧洲各国在高油价环境中占据能源成本优势(Helm, 2017)。提高新能源比例可整体降低欧洲对进口油气的依赖，也能减少因空气污染带来的公共健康费用。京都协议签订后，欧盟开始把协议中减排承诺翻译成可实施政策。由于碳税在成员国和欧盟间的归属权争议，最终欧洲采用了市场机制协调配置减排。1990年到2016年间，欧洲经济增长54%，同期温室气体排放减少22%。

　　欧洲排放交易机制(EU ETS)主要覆盖电力行业、制造业和航空业，在31个国家运行，涵盖欧洲45%的温室气体排放。排放交易机制包含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2005年EU ETS开始运行, 通过设置涵盖在机制下的碳排放指标上限并且逐渐降低上限值，实现减排。EU ETS运行初期，各国政府发放过多免费排放指标，而08年后碳排放机制覆盖的行业受到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冲击较大。需求降低使碳指标供大于求，碳价长时间在低位徘徊。

图1： 欧洲排放机制下碳价　图片来源：Sandbag网站(sandbag.org.uk/）

　　由于气候政策和新能源发展的紧密联系，2009年欧盟第三次能源立法时，通过气候能源方案。气候能源方案确定了20-20-20目标：2020年达到20%可再生能源比例，相比1990年减排20%和能效提高20%。近年来新能源投资大幅增长。然而碳排放指标上限值的设置相对固定，指标额的供给缺乏灵活性，使实际增加的新能源部署对总排放量几乎没有影响。此设计缺陷在德国能源转型过程中体现出来。2019年1月1日起，欧盟碳排放机制引入市场稳定储备（market stability reserve）。MSR的初衷是吸取多年来碳排放指标供应过剩的教训，设计储备机制减缓市场需求震荡的影响。其主要功能是将拍卖市场中过量碳指标回收放入储备中，需求紧张时重新投放(Delbeke, 2015)。

　　因现有能源技术对市场的锁定和能源政策制定的路径惯性，政策制定者选定的转型时间点和方式对化石能源技术去留起到决定性作用。2018年11月底，欧盟委员会公布2050可持续长期规划，提出2050年温室气体零净排放的气候目标(EC, 2018)。更严格的长期目标意味着能源转型加速。煤电在2050长期规划中没有一席之地, 天然气占比在各个能源场景方案中均大幅降低。政策制定者选择用市场化的手段保证能源转型技术中立，碳市被期待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欧洲电力市场采用边际成本定价方式。碳价节节上升的作用是改变电力供应曲线优先顺序，将煤电的成本推至系统边际成本以上。而天然气碳排放只有煤的一半，则很可能成为新的边际定价能源，从而带来天然气发电的繁荣。同时天然气发电的灵活性与新能源的间歇性互补，因此被很多业内人士视为退煤后过渡能源。针对天然气发电的质疑声集中在过渡能源的必要性：新增天然气电站投资未来很可能会锁定市场，影响转型路线，延长摆脱化石能源依赖的过程；增加天然气进口对地缘和能源安全的影响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