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际碳行动伙伴组织（ICAP）发布最新专题简报，系统梳理了全球主要排放交易体系（ETS）在纳入二氧化碳移除（CDR）方面的最新进展。这份报告显示，CDR正从自愿
市场逐步迈向合规市场，成为各国ETS 规划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但不同体系的设计模式仍存在显著差异。
近期，包括欧盟ETS和英国ETS在内的多个主要
碳市场正在讨论如何将碳移除技术纳入合规体系之中。ICAP报告指出，各国希望通过引入CDR，使其能够发挥三类功能：
（2）为难以减排的行业提供“缓冲空间”；
（3）为CDR技术部署创造经济激励。
然而，报告同时强调，CDR的引入也可能削弱ETS的环境完整性，特别是在“反转风险”“量化不确定性”等
问题未充分解决的前提下。
自然类CDR仍为主流，工程类CDR仅英国推进
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所有实际进入合规ETS的碳移除项目均为自然类
碳汇，包括造林、再造林、改良森林管理、湿地和蓝碳等。澳大利亚、中国、韩国、加拿大、新西兰和魁北克均已接受此类项目的减排单位。
相比之下，工程类CDR（BECCS、DACCS等）目前仅在英国获得明确政策时间表。英国政府确认，从2029年开始将工程类移除纳入UK ETS，并设置储存200年的严格永久性要求，成为全球工程类CDR 纳入 ETS 的政策先行者。
各国ETS纳入机制差异巨大
在全球主要排放交易体系（ETS）中，碳移除（CDR）的纳入方式呈现明显的“两极化”趋势：部分国家选择完全开放，允许企业在合规中无限量使用CDR，典型代表是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而另一批市场则采取严格配额控制，例如加州、中国、韩国和魁北克通常仅允许4–10%的履约比例。更为特殊的是加拿大联邦OBPS，其CDR使用比例上限高达75%，在全球范围内属于最宽松的制度设计。英国则另辟路径，计划通过对“供应总量”的控制来管理进入ETS的移除单位，而非直接规定企业端的使用比例。
同样具有强烈对比的还有CDR在ETS内部的生成方式。新西兰是全球唯一将林业活动直接纳入ETS体系的国家，林地吸碳可直接生成ETS可交易的配额（NZUs），实现移除量与ETS主体市场的完全融合。而除新西兰以外的所有ETS，包括欧盟、中国、加州、魁北克等，均采取“体系外生成、体系内使用”的结构，即CDR通过独立核证机制产生，如澳大利亚的ACCU、中国的
ccer、加州/魁北克的CARB offset，之后再根据限额进入ETS用作抵销。这种分离式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持ETS碳价的独立性，但也意味着对供应质量、永久性和监管一致性的要求更高。
整体来看，不同ETS在CDR的限额设计与市场整合方式上差异巨大，反映出各国在气候策略、产业结构、技术成熟度与政策风险偏好方面的深层差异，也预示着未来“移除类减排”在全球碳市场中的制度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永久性与反转责任：全球最不一致的领域
ICAP指出，各国在管理“反转风险”时采用的工具几乎没有共识。
主要机制包括：
供应方责任（Australia、Canada、NZ、UK）
Buffer Pool（California、Korea、UK）
折扣发放（China、Australia）
100–200年储存期（California、Canada、UK）
20–40年储存期（中国）
这表明当前CDR纳入ETS的治理体系仍高度碎片化。
英国：工程CDR进入ETS的制度模板
报告指出，英国计划于2029年正式将工程类碳移除（BECCS与DACCS）纳入UK ETS，这不仅是全球首个明确落地的工程化CDR合规市场路线图，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复制的制度模板。英国方案的核心在于以“高完整性”为前提进行系统设计：采用供应方责任与缓冲池相结合的反转管理机制，要求碳移除成果必须实现至少200年的长期储存，并通过对进入市场的移除单位实施供应端总量控制，而非简单限定企业端使用比例。这样的结构既保证了环境可信度，又避免对现有ETS供需结构造成剧烈冲击，因而被视为未来EU ETS、韩国 ETS等主要碳市场在引入工程类CDR时最可能参考的制度路径。
“减派君观点”
在自愿碳市场（VCM）中，CDR已经成为资本、技术和标准体系最集中发力的赛道之一。自愿市场已经进入“工程类CDR早期商业化”的阶段：DACCS、BECCS、生物炭、矿化等项目陆续获得高端企业（如微软、谷歌、Stripe、Shopify）的长期采购合同，并推动了一批专门针对工程 CDR新型登记机构崛起，包括Puro.earth、Isometric、Carbonfuture、Gold Standard（CDR更新框架）等。例如，微软已承诺在未来数十年采购数百万吨高品质CDR，并推动DACCS与矿化从试点走向规模化；Stripe 的Frontier Fund更是以10亿美元规模专门提前购买工程类CDR，以帮助行业降低成本、建立可计价的供给曲线。
与此同时，自愿市场也正经历质量重构。过去依赖自然类项目（尤其是林业REDD+）的机制因为“额外性不足”“永久性不够”“反转存疑”等问题受到国际质疑，于是工程类CDR因其高永久性和可验证性迅速成为新的“黄金标准”。国际诚信机构如ICVCM正在推动高质量CDR的分类标准，而自愿市场信用评级机构（BeZero、Sylvera）也在上调工程类CDR的评级权重。尽管成本昂贵（DACCS约600–1200美元/吨），供给稀缺，但企业对“高质量、长期、真实移除”的需求正在形成结构性增长，使CDR成为自愿市场中最具增长潜力的细分市场。总体而言，VCM已率先开启CDR商业化试验，而这些经验正为各国未来将CDR纳入合规市场提供前期数据、价格信号与
方法学模板。
从趋势判断来看，全球合规碳市场正站在“CDR制度化竞争”的起跑线上。尽管各国目前采用的政策路径高度分散、限额差异巨大、永久性标准不统一，但一个清晰的方向正在快速形成：未来十年，碳移除的质量、规模与制度设计，将决定ETS的竞争力与可信度。这意味着自然类与工程类CDR 的整合不再是可选项，而是碳市场迈向净零不可回避的核心任务。
首先，在各大经济体的战略布局上。英国已经率先将 BECCS和DACCS纳入合规体系，并设定200年永久性要求；欧盟正在推进“永久性CDR”框架并筹备2040目标下的工程类移除政策；韩国、加拿大也在制定类似路径。这些信号共同指向一个现实：CDR将从实验室与自愿市场走向制度化、可计价的合规体系，并成为下一个万亿级的气候治理基建。
其次，从市场结构和政策需求来看，ETS对CDR的需求正在迅速增加。难减排部门（如
航空、
钢铁、
水泥）在2030年前难以完全脱碳，迫使各国 ETS必须为这些行业创造“合规空间”；同时，工程类CDR拥有独特的永久性优势，是最终抵消剩余排放的唯一可规模化路径。ICAP报告也因此特别强调，未来研究的重点不再是“是否需要CDR”，而是如何设计限额制度与反转风险管理，使CDR能在ETS中真正发挥作用并保持环境完整性。
综合来看，CDR已从技术创新转变为制度竞争，从自愿市场过渡到国家战略层级。随着净零目标逼近，ETS与CDR的深度融合不仅是气候政策的下一阶段，更将成为各国在全球绿色经济格局中抢占先机的关键。如今的差异化探索，将在未来几年内演化为全球碳市场的下一场制度性竞赛，其规模、深度与影响力可能远超目前的碳价讨论与配额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