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的变通与创新

 

二十年前，《京都议定书》成为全球第一个设定了量化减排目标的气候变化协定，但随着美国、日本、加拿大先后退出《议定书》，关于《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愈发艰难。围绕2020年后气候治理的谈判无法延续《议定书》自上而下的模式，全球气候治理亟需探索出一条新模式，以实现更广泛的参与度。

 

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190多个缔约方一致通过《巴黎协定》，要求将全球温升控制在较工业革命前水平2℃乃至1.5℃范围内，为全球设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协定》要求各缔约方编制、通报并落实2020年后的气候行动计划，即国家自主贡献方案（NDC），采取国内减缓措施并逐步提升NDC雄心，以落实《协定》长期目标。

 

截止2017年11月，《公约》秘书处已收到165份NDC，涵盖了193个《公约》缔约方。这些NDC不仅为各国短期经济转型提供了明确框架，也向全球释放了经济发展与高碳排放脱钩、投融资向绿色低碳转型的清晰信号。以NDC为核心的《协定》是全球气候治理寻求变通与创新的结果，以前所未有的参与度标志了应对气候变化进入自下而上自主贡献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