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人口和贫困给环境带来的压力，还是大规模工业生产带来的污染与生态破坏，都与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对外部性效果的淡视密不可分。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表现出公共物品的属性，因为其没有明确的权属和成本，人们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不计代价和后果的使用环境资源，而把本应由自己支付的成本转嫁给社会。可以说，这是引发各种环境问题的人为、主观原因。

 环境保护涉及到多个主体之间的博弈，包括排污企业之间的博弈、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之间的博弈、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越界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以及个体与企业、政府的博弈。这些博弈的结果是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共同决定了环境保护的绩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工业化与现代化。在这一宏观战略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方、政府和企业逐渐形成了以淡视生态环境为前提的均衡策略，也正是这种多主体的博弈使得以往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形成“坏”的纳什均衡，陷入多维度、多层次的“囚徒困境”，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面对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过去三十多年快速增长积累的风险的凸显和释放，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红利等基本面的悄然变换，中国经济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新常态”，新常态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摆脱以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旧常态”。新常态的一个突出特征是资源环境约束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而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新常态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向，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战略重要性发生了逆转。无疑，这将打破各地方、政府和企业形成多年的惯性模式，在新的战略导向下通过博弈重新建立环境保护的纳什均衡。那么，新常态下各主体间的利益将发生哪些变化，如何通过环境管理政策协调各个决策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更加科学、有效地推动环境保护、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本文试图利用博弈论的相关理论，对环境保护过程中各个决策主体的博弈与均衡进行分析，对此提供新的探索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