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环境管理的难点在于，面对环境博弈的“囚徒困境”和怪圈，我们既不能遏制企业间的竞争，又要尽可能保证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既然新常态为环境管理创造了机遇，提供了保障，那么该如何找到“囚徒困境”的要害，摆脱环保的“囚徒困境”，实现经济与环境之间理想的纳什均衡？如果说环境资产观的建立是从意识层面为摆脱环保“囚徒困境”扫清障碍，那么创新环境管理和机制设计则是从制度层面为摆脱环保“囚徒困境”保驾护航。

博弈论告诉我们，要想从“囚徒困境”中解脱出来，达到理想的纳什均衡，必须要从游戏规则的制定入手，要让所有的决策主体知晓各方的支付函数和成本矩阵，要创造合作共赢的协作机制。所以，最重要的任务是借助政府这一外力制定新的“游戏规则”，以打破原有的“纳什均衡”。虽在在这一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限制一些企业和个体的利益，但必将带来社会整体的更大收益。

第一，建立环境资产观，盘点环境资产、盘活环境资本。环境虽然没有价格，却有价值。利用环境资源时不需要支付价格，并不能否定环境是一种生产要素特性。应当将环境视为一种生产资料，从市场的视角有偿使用环境。为此，要加强环境信息平台建设，规范制定环境量化标准，利用环境资产负债表等工具盘点环境资产，以积极的环境资产观为每个地区创建环境资产账户。通过公开透明的信息公开，调动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盘活环境资产，利用环境资产谋求新的增长方式。

第二，建立健全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政策措施和生态补偿机制，引导居民、企业和地方的预期。既然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权衡发展结果是由多方博弈造成的，那么只要进行激励、约束机制创新，改变不同主体的目标函数和支付函数，就能够设法得到高水平的纳什均衡，实现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在环境管理过程中，将外部成本内部化，是实现保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条底线的根本思路。一是针对企业征税、征费将外部性内部化。将环境看作生产资料，参与产品的产出，实现环境资源的有偿使用。将企业产生的污染与成本挂钩，让生产者承担治理污染的相应费用，从而有效减少污染的产生。二是构建地区间的生态补偿机制。环境产权不明晰是环境受到损害的主要原因。因此，应明确各方的权利与责任，明确补偿范围和补偿对象，建立合理规范的生态补偿核算体系，实现环境保护的成本转移支付。

第三，建立有效的信息平台和多主体协商机制。可以主导建设三个平台：（1）企业、居民、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协作平台。（2）区域或流域性的政府协商合作平台。地方明确明晰地区间的环境财产权和使用权，有效避免环境管理过程中的政策失灵和市场失灵。通过地方政府的协商与共谋，使地区间形成利益整体，使原有的外部性完全内部化，从而有效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3）构建污染源环境监管信息平台，公开环境责任的主体，不再让社会全体为个别企业的污染行为买单。

第四，以生态文明为导向，通过政绩考核机制的改革实现对绿色发展的激励。破解环境保护“囚徒困境”的关键点在于改变地方政府环境管理的行为决策，而其关键在于建立新的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标准。只有通过政绩考核改革，才能通过行政手段对环境保护进行有效的激励与制约。应该抛弃原有的只看任期内经济发展业绩的考核制度，建立以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为导向、重视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成效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将环境保护作为考核的重中之重，从而实现对绿色发展的有效激励。

推进基于生态文明政绩考核标准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是否有决心摆脱环境与经济的“囚徒困境”，是否有信心解决环境保护面临的困境，是否有耐心迎接经济的成功转型。这种决心既来自人民群众逐渐提高的环境需求，也来自作为社会计划者的责任；这种信心既包括升级环境技术、改进生产工艺的科技自信，也包括以生态文明为纲、以绿色发展为要的政治自信；这种耐心既源于对深化体制改革的充分准备，也源于我国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发展与生态、人类与自然、现在与未来的一场无限次重复博弈。千金散尽还复来、生态环境却无复逆转。新常态下的经济与环境不再是冲突的、取舍的、权衡的，而是协调的、共进的、互促的；新常态下的经济与环境不再是守住金山银山、不顾绿水青山，而是守得住绿水青山、何愁金山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