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0年主要石油生产国成立OPEC、1974年OECD国家成立IEA以后，全球能源治理基本围绕发达石油消费国和石油生产国之间的博弈展开。从1974年IEA成立到20世纪末，OECD国家石油消费占全球的份额一直保持在六成以上，是世界最重要的石油消费集团。而OPCE成员国石油产量占全球份额，除了上世纪80年代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和1990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外，基本都保持在40％以上，是世界最重要的石油生产集团。

这两大集团作为供需双方，虽然不时互有争斗，但却难以分割，且有共同的追求目标：能源安全。对石油消费国来说是“进口安全”，对生产国来说是“出口安全”。石油生产和供应的中断对供需双方都会带来严重不利的后果。因此，“能源安全”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全球能源治理的主流价值目标。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始于1995年的国际气候谈判影响日增。目前已经有90％的联合国成员国和3000多家国际组织参与到国际气候谈判之中。虽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大国与小国之间由于立场差异巨大，自《京都议定书》之后的多次谈判均未达成任何具有操作性的协议，但这并不妨碍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成为全球能源治理中最为关注的焦点。

我们知道，欧盟是国际气候谈判的最初发动者和全球减排最主要的推动力量。欧盟这么做，不是因为它“道德高尚”，根本原因是其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能源需求增长放缓甚至下降，大大降低其对能源安全的焦虑。

根据BP的数据，欧盟1996年－2012年天然气消费年均增长率仅为0.5％。石油消费2006年再次进入绝对量下降阶段，2006年－2012年均减少2.7％。

在这种情况下，欧盟以气候变化（环境问题）作为其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价值诉求，可以获得“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欧盟在全球能源治理架构中获得道德优势，从而主导全球能源治理架构的未来走向；另一方面，还可以使本国选民同意增加对可再生能源补贴，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降低化石能源比重，最终增强欧盟的能源安全。

从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能源治理的走向看，欧盟的这一策略是成功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盟因内部经济问题推动温室气体减排的步伐虽有所放慢，但方向未变。

美国自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消极立场有所改变，但其在落实减排承诺方面进展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美国政府开始在化石燃料电厂的CO2排放标准方面制定了更为激进的政策。2013年9月20日，美国环保署公布了未来新建发电厂碳排放标准的最新提案。新标准要求任何在美国境内新建的煤炭发电厂，必须满足每兆瓦时发电量的CO2排放量不高于1100磅（1磅约合0.454千克）。根据该提案建议，如果新建燃煤电厂未配备碳捕捉和封存（CCS）设备，将被禁止建设。

然而，这一政策本质上具有一定的“作秀”成分。因为美国页岩气革命后，天然气的低价格使天然气发电快速替代煤电。限制煤电既占据了减排上的“道德高位”，同时对国内产业也没有实质影响。

美国立场转变的背景同样来自美国能源供需格局的重大变化。一方面，页岩油气革命使美国油气产量自2008年明显出现增长拐点：2008年－2013年间，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五年分别增长了47.6％和20.5％，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8.1％和3.8％。另一方面，美国石油消费在2005年达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后开始呈现明显下降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趋势。

2008年－2013年的五年间，美国石油年消费绝对量下降了5.1％，年均递减1％。石油消费和产量的此消彼长导致同期美国石油净进口大幅减少，五年间年净进口量下降了33％。预计到2016年以北美范围内安全可获得的石油净进口量计算，美国进口依存度将下降到20％左右。如果考虑到天然气对石油的部分替代（如发电、LNG汽车等），石油对外依存度还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

美国能源安全状况的大幅度好转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与欧盟争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领导权，重新占领道德制高点就成为其合理的选择。因此，在全球能源治理架构的两大主导力量--美国和欧盟--共同推动下，气候变化已经逐渐取代能源安全成为未来全球能源治理的主流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