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5日，第55个世界环境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今年的主题定为“为气候争分夺秒”——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地球正在不断发出的紧迫信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视频致辞中警示：过去11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气候变化造成的破坏远不止气温上升，还包括空气污染、土地退化、生态系统崩溃和生物多样性丧失。

今年的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由生态环境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以及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主办。粤港澳大湾区因其“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独特背景，在气候合作中面临着不同于长三角区域的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难题，但也正因此具备了独特的“制度创新试验田”优势。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主场活动，本身就是在区域一体化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次新探索，也标志着区域气候合作从各自发力走向协同联动。

三大先行区：差异化的“火车头”定位

今年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区域美丽中国先行区方案全面落地。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第一方阵”，这三个区域在方案中均被赋予了率先探索绿色低碳发展路径的任务——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提升正是衡量先行区建设成效的核心指标之一。

每年，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和他的团队都对三大区域的气候行动力进行综合评估。评估结果显示，三大区域各有优势，但优势的维度截然不同——这种差异本质上是根据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核心矛盾进行的精准“分工”。

京津冀聚焦“减污降碳协同”，核心任务是“补短板”。该区域传统产业集聚、碳排放强度偏高，因此方案突出大气污染防治和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目标是打造减污降碳协同和生态修复示范区。“其核心在于通过优化与调整产业、能源和交通三大结构，在改善空气质量的同时降低碳排放，带有明显的‘环境治理’向‘气候行动’延伸的色彩。”柴麒敏告诉《环境经济》。

长三角侧重“绿色生产力与协同治理”，核心任务是“建样板”。由于该区域一体化程度高，因此《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行动方案》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强调在发展绿色生产力和生态环境共保联治上先行突破，建设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区。“其特点在于突出区域法治标准统一和智慧治理，更注重通过制度创新和协同机制来引领绿色转型。”

粤港澳大湾区则着眼“绿色金融与开放合作”，核心任务是“探新路”。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行动方案》重点在提升生态环境品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和深化开放合作上先行突破，目标是打造全球绿色发展高地。“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更侧重于通过市场化、国际化手段探索绿色发展的新模式。”柴麒敏特别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因其“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独特背景，正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连接内地规则、国际标准与市场的“超级转换器”。这一独特定位是其区别于国内其他区域协同发展的最鲜明特征。

柴麒敏表示：“经济发展需要‘火车头’带动，‘双碳’工作的推动也需要有引领者。”在他看来，三大重点区域无论从经济体量还是碳排放量来说，对于中国的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都至关重要。

整体态势：起步期的“点状突破”

三大先行区已有部署，但区域气候合作的整体进程究竟走到哪一步了？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柴麒敏给出了他审慎而务实的判断：“我国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在国家、省（市）层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区域气候合作整体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远未到成熟定型的时候。”

他形容当前的工作更多是在国家政策框架下，各地从自身需求出发开展的一些局部性、试点性协作，呈现出“点状突破多、系统联动少”的特点。京津冀、长三角等国家重大战略区域虽已有协同规划，但跨行政区域的利益补偿、碳转移核算、数据共享等核心机制尚在酝酿，可落地执行的制度化工具较为欠缺。省际合作多依赖中央项目引导或短期交流，缺乏自发性、常态化的协同动力。在市场层面，碳交易、气候投融资等虽有个别试点，但区域间的标准衔接和配额流通仍存在壁垒，尚未形成统一活跃的区域碳市场。

“从整体上看，当前区域间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更多停留在‘搭框架、建平台、做示范’的阶段，距离真正实现跨区域资源调配、政策协同和利益平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基础性制度难题仍在攻坚中。”柴麒敏告诉《环境经济》。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与我国气候治理的独特模式密切相关。与欧盟强调法律授权、横向协作和基层自治的“多层级治理”模式相比，中国模式依托中央战略规划和强大约束力具有动员能力强、决策效率高的优势，尤其适合绿色转型初期的方向确立和体系搭建。

但随着“双碳”进程进入“深水区”，柴麒敏观察到，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正面临边际效益递减——产业降碳需要数以万计企业的自发参与，碳足迹管理、供应链减排等仅靠考核指标难以完成。他主张，在坚持顶层战略的同时，应更加注重激发“自下而上”的动力。“地方创新需要更宽容的试错空间，长三角的碳足迹标准、大湾区的跨境碳金融等探索正是地方在国家大政方针的框架下主动破局的体现。”他说道。

而激活基层活力的深层逻辑在于让地方和企业看到转型的红利。“绿色低碳发展和转型不只有成本和代价，也是做加法的过程。转型本身也会为省（市）和区域带来更多发展机会、创造新产业发展模式和动能。”柴麒敏说。

数据印证了这一判断——有研究报告显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区域以全国约45%的GDP占比贡献了全国55.2%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正是“加法”最直观的例证：它没有削弱传统汽车工业的基础，反而开辟了一条全新的产业赛道。业内专家指出，未来十年，绿色低碳领域将释放约30万亿元的新增投资，创造约600万个绿色就业岗位。绿色低碳转型是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能够释放巨大的政策红利、市场红利和技术红利。

区域气候合作正卡在一个结构性困境上：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边际效益递减，自下而上的内生动力尚未充分激活，中间的协同机制又卡在制度壁垒上。后面三大先行区的实践本质上都是对这个困境的不同解法。

协同实践：从“做不做”到“如何做”的跃升

在区域实践层面，长三角的探索被视为一个关键样本。2025年6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联合发布了《长三角区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报告》，并在港航低碳转型、数据共享等领域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柴麒敏评价：“长三角的这些探索，其核心价值不在于立刻解决所有问题，而在于率先将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区域协同’从一个宏观理念转化为有具体抓手、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和治理实践。”

柴麒敏指出，长三角的探索在三个层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战略规划层面，首次发布区域性气候行动报告，“这不仅是在长三角，也是国内首次由地方层面共同发布的区域性气候变化行动报告。它的意义在于将区域气候行动从一个宏观共识转化为了一份有具体内容、可追踪进展的公开文件，从而为后续的协同工作奠定了信息基础。”柴麒敏说。

在市场机制层面，长三角率先探索“碳转移”应对机制。“这就直接指向了区域气候协同的深层次矛盾——如果只算各自‘账本’，发达地区可能将高碳产业转移至欠发达地区，导致整体减排徒劳无功。长三角的探索正是试图通过制度设计来破解这一难题。”

在具体行动层面，签署协同推进长三角港航低碳转型发展和生态环境数据共享等合作协议为区域有效合作奠定基础。

“就总体评价而言，长三角的实践标志着中国区域气候合作从‘要不要做’进入了‘如何做’的实质阶段。这些探索初步构建了一个涵盖战略规划、市场机制和具体行动的立体框架，为解决跨行政区的碳排放核算、产业转移等深层次问题提供了先行经验。”柴麒敏说。

柴麒敏认为，建立统一的碳足迹管理标准对长三角的区域协同与绿色转型而言，既是打破行政壁垒、实现产业深度协同的“关键一招”，也是应对国际贸易新规、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必修课”。

这标志着区域协同从“环境治理”迈向“气候治理”深水区——“过去长三角的合作多集中在治气、治水等末端治理领域，而碳足迹统一标准的建立标志着协同开始向前端产业降碳延伸。”他说，这套标准打通了行政壁垒下的“碳数据孤岛”，为区域在碳核算和碳标识上的“书同文、车同轨”奠定基础。同时，长三角多数产业的产业链能借助此标准在区域内实现闭环，从而驱动上下游企业协同降碳，避免因各省（市）标准不一造成的市场割裂和重复认证。面对欧盟《新电池法》等国际贸易新规，一套与国际接轨的区域碳足迹标准还能帮助域内企业更高效地获取“绿色通行证”。

当然，挑战同样存在。柴麒敏坦言：“本土碳排放因子等基础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足，中小企业参与动力较弱，三省一市在执行细节上仍需进一步磨合。碳标识认证不仅要在区域内互认，更要争取国际互认，这是道必须跨越的门槛。”但他强调，“长三角的这一步既是‘探路者’，也为全国其他区域提供了宝贵的先行经验和试错样本。”

粤港澳大湾区的探索则提供了另一种路径。柴麒敏认为，大湾区的方向“不在于消除差异，而在于将制度差异转化为合作的起点，通过‘软联通’实现规则与机制的对接”。

在绿色金融与碳市场互联互通上，借助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澳门与葡语国家的联系，大湾区正积极探索广州、深圳等内地碳市场与港澳及国际市场的双向链接模式。

柴麒敏举了一个例子，广州南沙是广东自贸试验区的一部分，也是全国首批气候投融资试点之一。以前在气候投融资领域，广州、香港、澳门三地各有各的标准。一个绿色项目，广州的金融机构觉得可以投，但香港那边可能因为标准不同就不认，企业想从三地都拿到融资，就得反复证明自己符合三套不同的要求，费时费力。

于是，广州市南沙区联合香港品质保证局、澳门银行公会等多家机构共同编制了一套三地都认可的地方标准——《企业（项目）融资气候友好评价规范》。这是全国首套“穗港澳”三地合作的气候投融资地方标准。有了这把统一的“尺子”，符合标准的企业就能更顺畅地从三地金融机构获得融资。截至去年，平台入库项目融资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这种在标准、数据和业务上的跨境互认探索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的“湾区方案”。

除此之外，大湾区在数字赋能与海洋合作方面也开辟了新赛道。比如广州南沙完成全国首例ESG数据的跨境交易，为绿色金融的跨境合作扫清数据壁垒。再比如，利用区块链技术推出了“碳链融”平台，让碳减排信息变得可信、可追溯。去年，粤港澳三方联合成立的海平面中心则强化了大湾区在海洋气候风险预警领域的协同应对能力。

“大湾区的气候合作正从传统的环境治理走向制度创新、市场驱动与技术赋能深度融合的综合实践，其经验对于全国乃至全球的跨境气候合作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说。

展望未来：在“烟火气”中深耕

展望“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柴麒敏认为，区域气候合作的重心将逐步从“建框架、定目标”转向“攻制度难题、激基层活力、促社会行动”。制度层面的硬骨头还很多——碳转移怎么算、碳足迹怎么统、极端天气怎么联防，每一件都是跨行政区的深层博弈。

但更根本的转变在动力机制上——“让地方从‘为完成指标而执行’转向‘为赢得优势而创新’。”柴麒敏说，这意味着要鼓励地方在低碳技术、绿色金融等领域先行先试，为基层创新留出更大政策空间；同时通过完善全国碳市场价格信号引导区域行为，鼓励城市群开展横向对标和良性竞争。

“这种‘自上而下统筹规划’与‘自下而上实践突破’的有机结合，既保留了顶层设计的确定性和执行力，又释放了基层探索的创造力和适应力，是中国气候治理走向更成熟、更可持续阶段的必然选择。”

更长远的视野中，中国区域气候合作的探索也将逐步走向全球治理的舞台。“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先行区的实践经验有望形成可复制的‘中国方案’，并通过技术输出和标准互认，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借鉴。”柴麒敏说。

而贯穿这一切的是柴麒敏对气候政策“生命力”的独特理解——这是他在多年政策研究中沉淀下来的核心思考。他曾在采访中表达过一个意味深长的观点：“气候政策的生命力不在谈判桌的文本里，而在千家万户的烟火气中。”他解释说，再完美的顶层设计，如果不能在市场的主体企业、社会的主体公众等微观单元落地，就只是纸上谈兵。“当节能降碳变成习惯、绿色消费成为风尚、低碳出行被视作体面时，这种植根于生活场景中的集体意识远比任何强制法令更有韧性。真正的气候治理是让低碳成为一种‘日用而不觉’的生活方式，而非外加的负担。‘烟火气’中的细节才是政策生命力的真正体现。”

“一个绿色繁荣可持续的新增长故事既要写在国家的规划蓝图里，更要落在每个人的柴米油盐中。”柴麒敏说。

区域气候合作的下一程正是一场更精细、更深入的治理变革——既需要国家战略的“大写意”，也需要落脚于每一个区域、每一个社区、每一个企业的“工笔画”。在大湾区举办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的帷幕已经落下，但“为气候争分夺秒”的号角才刚刚吹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