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政府是怎样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共识的？
李俊峰：在提出气候变暖
问题之前，全球各主要国家就已提出多个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或者绿色发展的议题，包括臭氧空洞修复行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荒漠化防治等等。不过，这些议题虽然是全球性话题，但涉及的国家、企业和人群都有限。气候变化问题则是一个从资源依赖到技术依赖的发展转型问题，与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企业，乃至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
1972年的全球环境与发展大会首次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一个地球的理念，后来逐步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即当代人的发展必须采用可持续的、不影响后代发展的模式。
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公约虽然没有
碳中和这样的说法，但已经初步形成新的发展理念——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减少化石能源等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确保大气层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维持在450ppm（百万空气分子里温室气体的浓度），以实现到2100年全球升温与工业化初期相比不超过2℃的控制目标。
随着科学认知的不断深化和政治共识的不断提高，各国政府前后签署了三份具有全球约束力的文件：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2015年的《巴黎协定》，这是一个从科学认知到政治共识再到具体行动的不断深化的过程。
《气候公约》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即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的责任，世界各国应依据其发展历史、发展水平和各自能力担负起相应的责任。1994年该公约生效，目前有194个国家加入。公约缔约方每年都要召开一次缔约方大会，讨论应对气候变化。迄今为止，公约缔约方大会（COP系列）一共举办了27届。
在1997年第4届缔约方大会上，各国达成《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都要制定2010年和2020年的
减排目标，以及安排支持发展中国家减排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切实、额外的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前提下，在不影响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实行自愿减排。
由于美国国会事先宣布拒绝签署，美国两任总统，即1993年-2020年的克林顿和2001年-2008年的小布什，都没有将《京都议定书》提交国会，议定书“不少于55个公约缔约方、至少有占工业化国家1990年二氧化
碳排放量55%的发达国家批准”的生效条件一直没有满足，直到2004年俄罗斯批准后，《京都议定书》才于2005年正式生效。
由于美国的消极态度，导致2010年《京都议定书》生效5周年时，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幅增长，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由1990年的200亿吨左右增加到2010年的310亿吨，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超过了科学界认定的浓度阈值，即410ppm。
2014年IPCC发布第五次评估报告，认为单纯的减排措施已经无法满足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碳中和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目标。
在此背景下，2015年底召开的COP21达成了《巴黎协定》。《巴黎协定》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到本世纪末，与工业化初期相比较，将大气温升控制在2℃，并为控制在1.5℃而努力的政治目标。把本世纪下半叶实现人类活动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与大自然吸收相平衡（即气候中性、碳中和）作为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具体措施。
《巴黎协定》生效后，联合国要求世界各国在2016年提交面向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并在2020年对其更新。并要求缔约方各国在2020年的COP26上，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面向本世纪中叶的国家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即碳中和的政治愿景和行动方案。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COP26延迟到2021年举办。在这次峰会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提交了面向2030年的自主贡献更新报告，和面向本世纪中叶的碳中和政治愿景。
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已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政治共识，碳中和成了道义制高点，也成了一种政治信仰。从1972年到现在，50余年里气候变化问题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必须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