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中美声明发布不久，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司长苏伟就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坦言，“搞碳交易离不开总量。”苏伟表示，在此前试点碳交易的过程中，我国已经启动了对相关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报告的要求，奠定了全国开展碳交易的基础，“此后，我国将出台关于碳排放总量控制及其分解机制的方案，加快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争取2016年开始运行。”

　　近年参与碳交易机制研究的中山大学教授余志等专家解释，与环保领域中对空气和水污染物早已实行总量减排不同，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我国对二氧化碳排放一直是以碳强度来约束，也就是单位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在以碳排放强度约束的情况下，减少碳强度或许仅意味着每吨碳排放的生产利用率提高，而如果碳排放的企业数量、规模增加，碳排放总量仍可能增长，中国作为碳排放总量第一大国，实施碳总量控制在国内不少专家看来是大势所趋。

　　与欧盟不同，我国碳排放总量及分解方案没在碳交易试点开始运行就发布，这使我国实施碳总量控制也将面临挑战。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分析，像欧盟等实行碳交易的地区在确定总量的时候已经达到了碳排放峰值状态，在此基础上确定总量后再逐年削减总量能够实现减排的目的，但我国到2030年才会到达峰值，2016年则要建立全国碳市场了。“这意味着未来十多年间碳排放的增量和达到峰值后应该逐年递减的总量如何平衡就需要反复计算，没有经验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