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德国加入“退煤俱乐部”，彻底脱离煤炭的预期可以给未来提供诸多的积极信号。当然，反面的效应也可能存在，特别是这个20年的目标如果缺乏短期有效政策配合的话。

如何实现这120个煤电站的关闭，无疑是个集体行动问题。类似中国的战场指挥官模式，振臂一挥发倡议书，说“大家关啊”肯定是不行的；画出一条线，比如300MW以下以及2000年之前的都关，落到谁头上谁倒霉，要顾全大局地“牺牲”掉，也缺乏现实合法性。如果政府以赎买的方式实现这种弃煤目标，其成本（具体而言，是全部民众的成本）无疑将是高昂的，被德国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环境经济学教授Ottar Edenhofer称为“昂贵的计划经济实验”。Ottar身兼大学教授、两个研究所的所长三职。但是，他一直鼓吹的是采用碳税，而不是这种供给侧“命令-控制”型政策来解决气候问题。

但是，现实的政治的确比教授的最优框架要复杂得多。在政策工具上，德国的经济能源部（BMWi）与环境部（BMU）的分歧已经公开化。后者对于理论上全局最优的碳税表现出极大兴趣，而前者却从不从这一角度看待问题。一个猜想是：此种效率最优的政策工具，会显著提高工商业电价（这恰恰是其有效率的原因），这是代表工业界，特别是德国最具国际竞争优势的汽车等制造业、电子、化工行业的经济能源部最为关心的。

这一关切也明确体现在委员会报告上，“如果减少和停止燃煤发电产生了额外的成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抵消这些成本的影响”。经济能源部已经表态要为此筹集安排补贴资金，要为这些煤电退出支付补偿，以及为可能的消费者负担增加提供补贴。理论上，这起码有受影响（下降）的电价（从而造成需求反弹，完成各种目标更加困难）、补偿资金的机会成本、接受补偿机组的道德风险等诸多效率损失因素。

联想到经济能源部在德国《工业战略2030》、西门子与阿尔斯通机车业务合并、关键基础设施（电网等）保护上的一系列动作，这一部委跟中国发改委的角色差别明显比原来小了。不同于讲英语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比如美国、英国往往没有产业政策的概念），传统上欧洲大陆国家的国家干预色彩更重。在社会主义思潮的诞生之地德国的这种现象，其内部也引发了不断的争议。

笔者相信，关于目标确定之后的有效与有效率的政策工具的问题，无疑在今后将继续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