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研究小组重点研究了绿色金融所面临的五大挑战。

第一大挑战是绿色项目外部性的内生化问题。不涉足经济学的人可能觉得外部性是很抽象的概念。举个例子，一个清洁能源项目的效果是降低空气污染，因此周边300公里之内的居民都能够受益。但这些受益的居民没有给你这个项目付钱，所以这个项目的正外部性就没有被完全内生化，使得这个项目的收益率不是很高，很可能低于私营部门所要求的收益率。因此，私营部门不太愿意参与这种正外部性没有被内生化的绿色项目。

过去几十年，各个国家用了很多办法来应对外部性的问题。比如直接给项目补贴等财政手段，或使用监管手段限制污染项目，倒逼金融机构把更多资源投入到绿色产业。但最近十几年，我们发现金融领域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可利用的手段来帮助将绿色投资的外部性内生化。比如可以对有一些绿色项目进行贴息来降低其融资成本，从而提高其收益率；为绿色项目提供担保，降低其风险溢价，从而降低其融资成本、提高收益率；或者通过PPP的方式，把周边地区收益率较高项目与收益率不高的绿色项目捆绑运作，提高投资者的整体回报率。以上这些都是过去十几年世界各国在绿色金融领域中发展出来的一些做法。

第二大挑战是绿色项目的期限错配。绿色行业中很多是中长期项目，如污水、固废、新能源、地铁、铁路等，很多项目的还款期都是十年甚至二十年。很多国家依赖银行体系为绿色项目提供融资，但银行系统会受到期限错配的制约。比如，中国的银行系统平均负债期限只有六个月，所以其能够提供中长期贷款的能力非常有限，这就制约了中长期绿色项目融资能力，或者说使得中长期绿色项目容易产生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怎么办呢？国际上也慢慢发展出来很多办法，比如绿色债券市场。我国的绿色债券市场去年还没有，但今年就已经变成全球最大。它就是一个可以解决期限错配的非常重要的办法，即可以让中长期项目直接发行三年、五年、十年的债券，也可以让银行发行中长期的绿色债券来支持中长期的绿色贷款。还有一个方法就是yieldco，在美国比较流行，类似于房地产的REITs，是把未来绿色资产产生的大部分收益以股息的形式定期支付给股东的一种股权类的工具，也可以为绿色项目获得中长期融资。还有一种做法是把未来绿色项目的收益，包括能效合同收入、碳收益、排放权和排污权等，作为抵押和质押向银行取得贷款或者发行债券。

第三个挑战是缺乏绿色定义。也就是说，由于对绿色金融产品缺乏界定，投资者不知道哪些是绿色项目或绿色资产，即使想投资这个领域，也很难识别投资标的。以绿色信贷为例，刚才讲了，全球仅有三个国家有明确的定义。绿色债券方面，全球目前只有几个定义，一是Green Bond Principles，二是CBI的定义，第三就是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我国发改委最近也制定了一个12个类别的绿色项目名录，但是许多国家的绿债市场还没有自己的定义，也没有明确要采用GBP等国际标准。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在定义方面做了领先性的努力，但全球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关于其他绿色资产的定义则更少，虽然业界有一些方法，如碳足迹的计算方法，但多数投资者不知道什么是绿色股票、什么是绿色基金。这方面的努力才刚刚开始。

第四个挑战是信息不对称。有些投资者想找到有明显环境效益的绿色企业进行投资，但问题在于缺少对相关企业和项目绿色程度的判断依据，因为这些企业往往不披露如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污水等排放和能耗信息。如果有量化数据，资本市场就有有能力识别哪些项目或者企业是深绿、哪些是浅绿、哪些是棕色、哪些是黑色的。另外，只有企业披露了这些数据，资本市场才能用各种方法对这些企业的环境效益或绿色表现进行评估、排序。所以，必须通过强化环境信息披露来应对信息不对称的挑战。到目前为止，全球已经有20多个证券交易所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指引，但实行强制性披露的证交所还不多。

第五是环境风险分析能力的缺失。比如，一些金融机构过低地估计对污染性行业的投资可能带来的对自身的风险。比如对钢铁、水泥、化工、玻璃等行业的投资，由于没有估计到未来几年其不良率可能超出预期，从而导致一些金融机构为污染行业过度地提供贷款。另外，由于没有估计到巴黎协议所要求的全球碳减排目标将导致石油公司拥有的石油储备的价值将大幅下降，一些机构投资者可能过度地投资于石油公司等碳强度很高的企业。再比如，一些机构投资者和银行没有充分估计到投资在绿色行业可能带来的长远的好处，反而高估了这些绿色项目面临的风险，因此对绿色项目有过度的风险厌恶，不愿意投资。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加强环境风险分析方法的研究和推广。在这方面，英格兰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德国的一些保险公司都已经做了开创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