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协定》能够被利益诉求完全不同的各缔约方接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处理各方理解“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分歧时，既充分考虑到了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水平的不同，也充分意识到了只让发达国家承担责任的“一刀切”行为的不合理性，达成了一种最大限度照顾各方关切的微妙平衡。以此为基础，协定序言和第二条的表述中都明确提出公平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各自能力原则，并考虑各国不同的国情，最终使巴黎气候大会取得了相对公平、平衡、全面的成果。

从《京都议定书》的非附件一国家，到巴厘会议和哥本哈根大会期间坚持发展空间的世界第一碳排放大国，再到《巴黎协定》前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连续数年全球第一、风电与光伏累计装机分别为世界第一和第二，中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一路走来，最终在这个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最重要的全球环境治理舞台上成为了领导者。

从2006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排放第一大国后，中国又相继成为了世界能源消费第一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第一大国，人均排放也超过了欧盟，煤炭、水泥、钢铁、铝、铜等重要高耗能产品的消费量均超过世界一半。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举步维艰，使得中国领导层充分认识到了自身的责任，从而开始更好地与国际社会进行沟通。通过与国内的NGO、国际智库等的交流合作，中国代表团在之后历次气候大会上活跃起来，中国角也成为最精彩最活跃的国家展台之一。

更重要的是，从2012年的“十二五”规划开始，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智库对中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建议得到了更多采纳，包括二氧化碳强度目标、能源总量限制和碳交易试点，都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亮点，中国的减排努力逐渐被国际社会所认可。2013年中国北方遭遇严重雾霾后，中国减少对煤炭的依赖和能源清洁化的努力进一步加强，气候治理成为中国参与国际治理规则制定、改革国际治理体系最重要也是最有希望的舞台。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前，中美两度联合气候声明协调立场，与欧盟以及英法德等主要发达地区和国家也达成双边声明，凝聚共识。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中国积极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居中斡旋，获得各方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