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中国根据新经济普查上调碳排放数据的举动，以及让碳排放数据更加透明化的做法，获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这给本次巴黎气候大会铺垫了良好的氛围，也让中国政府在谈判中更加主动。

对《纽约时报》“中国耗煤量远高于报告数据，令气候谈判更为错综复杂”的标题，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亚洲项目主任费楠茉表达了不同意见。“新的煤炭消费量数据不会打乱巴黎气候谈判，”她在一篇博客中写道，“因为很多气候变化的研究分析已经纳入了今年2月及6月公布的数据。毋庸置疑，中国在对抗气候变化方面作出的承诺，包括其对报告和审查气候行动的全球系统增加了透明度的支持。”

杨富强指出，煤炭消费量的此次提高，不仅不会逆转中国煤炭消费量下降的趋势，甚至从能源消费量对应经济发展速度的曲线中，将显示煤炭消费的峰值会更早到来。“能源消耗已经快到顶了，实现中国碳排放承诺是没有问题的。”杨富强判断，2014年中国煤炭消费已经达到峰值，碳排放峰值预计可能在2025年左右达到，中国可以轻松实现2030年或提前实现碳排放峰值的目标。

但关于中国碳排放数值的争论不会就此而歇。一个更准确的数值，无论对全球碳减排宏业，还是对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均极为重要。

中国自身有过数据带来的阵痛。2001年左右的一次经济统计大大低估了能源消费数字，造成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脱钩的假象，导致能源政策误判，最终出现2003年煤炭产能过剩、超过经济增速的状况。

如今计算中国碳排放总量最重要的两个变量，一个向上走（指能源消费量），一个向下走（指碳排放因子），这场“拔河”的结果又会如何呢？

“中国碳排放肯定是被高估了。”11月16日，刘竹在给财新记者的回复中坚持自己论文中的判断。“我们在《自然》论文中使用的能源消费量和这次统计局修正后的能源消费较为吻合，已经高于先前的国家能源消费统计，但即便如此，由于中国劣质煤的使用，总的排放量还是比国际排放数据库中的估计要低。”

与刘竹一样，中国煤炭和能源专家、中国能源研究会前副理事长王庆一用不同的计算方法同样得出中国碳排放被高估的结论。王庆一认为，中国原煤产量统计中包含了近五分之一的矸石等不产生碳排放的杂质，计算碳排放，应先按照60%的洗煤率及洗煤损耗将原煤数据转化成国际通用的标准商品煤统计口径。据王庆一计算，2013年中国标准商品煤数据要比原煤数据少6亿多吨，这部分被“冤枉”计算的数据足可以抵消煤炭消费量上调的幅度。

但更多的学者仍站在碳排放数据被低估的阵营。“每个人采用不同方法计算在科学上是很正常的。或许确实有高估的可能性，但我们还是认为碳排放被低估的可能性更大。”杨富强告诉财新记者，低估的依据其一是官方能源数据的上调，其二是还有很多碳排放活动其实都还没有算进去。

周大地对财新记者表示，能源数据上调后，确实说明有一块碳排放在过去的数据上没有反映出来。

柯阳毅则认为两者或许可以折衷一下。他认为其他研究确实采用了较高的排放因子，但如果考虑到碳排放因子高估和官方能源消费数据的上调，这两个因素的对冲让许多使用旧能源数据的估算，与“实际”碳排放可能并没有差太多。

周大地告诉财新记者，中国政府从来不存在故意告诉高算或者低算能源消费数据的意向。至于如何算得准确，如何更客观地反映曾经发生过的事实，永远有不断提高的可能性。

美国环保协会副总裁杜丹德博士（Dan Dudek）也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指出，如此大的上调，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意味着增加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程度和难度。但重要的是，这则新闻缘起于中国政府对其数据作出的自发调整，而并不来自外部审查机构。“这些新数据，虽然相当麻烦，却是中国在这一领域得到进步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