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沙龙上，还有近三十位来自国家发改委、环保部、财政部、能源局、中财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科院、神华、中石油、中海油、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欧联合投资基金等机构和企业的专家，共同就当前雾霾问题的严重性、背后原因和解决方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结果总结如下：

此次强霾污染应引起深刻反思，拷问全中国的发展模式。严重的空气和水土污染是中国工业化带来环境破坏的警世钟，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拦路虎。应将此视为伦敦毒雾、日本工业污染、美国洛杉矶光污染事件之后第四次大型环境事件。健康是人的第一权利和生存的第一条件。持续得不到根治的雾霾污染将否定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成果。

十八大提出的推动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主要是基于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考虑。能源革命是手段而非目的。在中国，环境修复与治理革命比能源革命更为紧迫。

不能仅依靠行政手段，要提升全民道德水平。应像日本和欧洲一样，将环境保护上升到社会道德高度，让任何破坏环境的人和企业成为谴责与监督的对象。这样的全面参与才能打赢环境治理的战争。

中南海和高层国家机关落实零排放，给地方和企业做出表率。建议使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等标志性国家机构的运行达到污染物零排放。

中国经济粗放发展的背后，是制度与管理的粗放。法律的尊严在于执行。同样，再好的制度缺少管理都是空话。中国国家治理不能只讲改革，而是要在改革的基础上，抓好精细化执法与管理。应将环境精细化执法与管理列为与改革开放一样的大事，像抓计划生育一样去落实。

火电厂的除尘、脱硫、脱硝技术都已成熟，但在煤电价格倒挂使得电厂亏损的情况下，火电厂不具备在环境治理上的投资能力。同样，中国进口原油的品质越来越差而油品在环保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需要对炼厂进行升级改造，而在因国家对成品油价格控制导致炼厂亏损的情况下，炼厂本身也没有能力来投资减排设备。电力与成品油价格改革也应该是雾霾治理的一个重要举措。

同时严格财务监督，做到专款专用，不能把企业污染治理的成本转嫁到百姓身上。在“污染收费”方面，发达国家有很多值得我们参考的经验，譬如，英国伦敦市政府早在2003年就开始对进入市中心的私家车征收“拥堵费”，而这部分收入全部用来改善公共交通。

环境保护要以生态圈来做规划，而不能局限于行政圈。环境政策应在全国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考虑各地的环境容量、承载能力和可接受成本等因素来区别落实，将全国性的政策地区化。区域之间的联防联控必须要建立在明确的责任基础上，否则无法操作。

需要包括环保部、交通部、气象局、工信部、卫生部、发改委、科技部、大型国有能源公司等在内的国家、省市各级部门平级之间的通力合作，转变目前各自为战的局面，切实做到相关数据充分共享、治理措施共同制定、排污执法协作配合。

爆表型强霾可以通过预测预警、提前关掉污染源避免。但这只是暂时的措施，只能暂时消减排放，雾霾污染的治理需要治本。

促进城市能源清洁化，大力优化能源结构。全面落实煤改气和煤该电，必须用煤的地方要加强污染控制；

城市交通减排。交通污染各种治理措施都要上，包括发展天然气汽车和LNG载重卡车，推广城市电动汽车；

关注城市周边农村和中小城镇的能源使用与污染排放，加强能源使用的科学性，减少排放。

煤炭曾是中国能源的立命之本，现在已经成为环境污染的首要根源。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要重点考虑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和减排。煤炭不可能彻底清洁燃烧，但可以大幅度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措施包括：

在发电和非发电两个领域控制煤炭燃烧的污染物排放，加强全过程管理。煤炭行业本身的开采、洗选、运输、销售过程排放很少，排放主要来自4个下游行业（钢铁、发电、建材和化工），一般工业锅炉和民用。燃煤电厂的减排技术已经成熟，关键是抓投资、抓落实。然而，只抓电力，不抓其他近50%的非发电用煤是不管用的。集中式发电好管，其他行业的分散污染源难管。对这些污染源，环保部门应加强投入实习全过程监管。火电行业的脱硫、脱硝、脱汞投资巨大，应有合适的电价给予补偿。

改变传统思路和部署，鼓励南方地区从国外进口煤炭，避免长距离运输。同时要加强进口煤含硫量监管，制定准入标准。

天然气是改善中国能源结构的最重要抓手，只有天然气能规模化地替代煤炭。在国内常规和非常规天然气开发近期还不具大规模替代煤炭的能力的前提下，要多进口天然气，加速东西伯利亚的俄气来到中国。

油品质量和标准不匹配的问题已成为雾霾中氮氧化物排放的主因。大型城市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积极推进早日实施更严格的排放标准，实现机动车保有量的有效控制。

雾霾问题显示了中国环境、资源、土地、生活消费的全面“透支”。雾霾同时也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需要系统化、体系化、常态化的长期努力来加以解决。要有中央、地方、社区、行业、企业、民众五个层面的全面参与。任何一个层面的缺席，特别是老百姓的积极参与，都很难保证治霾工程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