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叙利亚是近来众人关注的焦点，但我们对“气候难民”的认识更多是通过图瓦卢、基里巴斯和卡特里特群岛等小岛国的人民所获得。一年前，当一个图瓦卢家庭以受到气候变化威胁为由在新西兰获得居留权的时候，《华盛顿邮报》发出了“是否气候难民时代已经开始”的提问。《琼斯夫人》杂志则对此提出，“当你的国家沉没于海底，你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卫报》发表了类似地题为“气候变化‘灾难’来袭，太平洋国家为民求援”的文章。

在这些引人注目的关键词之外，真相本身复杂得多。卡罗尔·法博特科、希斯·拉扎鲁斯等学者提出，存在一种“轻视受影响人群在漫长历史中普遍迁徙的倾向。图瓦卢的案例将作为家常便饭的迁居与气候难民的叙事相提并论。”的确，“沉没的小岛”的故事只能将太平洋岛民非人化，并削弱他们的力量。现实中，太平洋岛民抵制甚至坚决反对“气候难民”的标签。实际上他们十分主动并富有韧性，在呼吁执行更严格缓解措施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寻求他们自身的区域解决方案。正如艾诺特·汤总统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他们的计划是“培训‘移民’、提升他们的技能，让他们在整体迁移而不是个体移民之后仍能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

在这种情况下，“气候难民”一词更多地为西方政客使用，以利用西方国家人民对岛民向北迁徙根深蒂固的恐惧来获取公众对于气候问题的关注。近期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例是，德国环境部长芭芭拉·亨德里克在前往巴黎参加COP21会议之前发表的言论：她说“气候政策就是难民政策”，而如果气候变化不能得到更有效的缓解，德国将面临大量难民涌入国境的难题。她还呼吁联合国承认“气候难民”。虽然亨德里克等人希望解决造成所谓“气候难民”问题的根源的动机听起来十分高尚，但这种办法本身存在问题。政客的言论忽略了这样一点，即：将造成人口迁移的原因归结为气候变化是站不住脚的。使用《日内瓦公约》中已经做出明确定义的“难民”一词本身就是不准确的。事实是，即便那些根据现有公约框架（在不扩大覆盖范围、加入气候问题的情况下）受到理论上保护的“难民”，也已经越来越难以获得权益认可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