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提出的目标之一是，到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何建坤表示，这是一个GDP碳强度相对下降的目标，是由当前所处的工　  业化、城镇化发展阶段的特征决定的。“现在我们处在经济持续较高速度增长阶段，能源需求和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在相当时期内仍然会持续增长，既要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又要强化碳减排政策措施。所以，我们需要大幅度提高单位能耗和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产出效益，也就是大幅度降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我国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曾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到2014年底我们已经下降了33.8%，而发达国家同期下降的幅度只有15%左右，且世界平均水平基本没变。”何建坤认为，从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下降的角度来看，我国已走在世界前列。

　　何建坤表示，到2020年，我国可以超过下降40%~45%的目标，从而达到45%~50%。现在我国又提出到2030年下降60%~65%，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目标。他同时指出，当前我国必须强化减排能力，每年单位GDP碳强度下降速度要高于2020年的目标，必须要达到4%以上。“根据发达国家自主承诺的目标，折算成单位GDP碳排放下降幅度达不到4%，而我国要到4%以上。所以从单位GDP碳强度下降方面，也就是在协调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两者共赢的战略转折上，我国又比发达国家早了一步。”何建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