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国际上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探索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张晓华：首先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认识，大概在100年前，19世纪末，科学家就已经意识到并提出了这一问题。经历了一百年的发展，气候变化才真正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在这一百年里，围绕着气候变化的科学性一直存在纷争，至今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存在。

但在科学上，现在怀疑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小。联合国专门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会定期地评估气候变化的科学进展，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进程提供最新的科学支持。

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国际社会开始真正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后来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进一步规定了发达国家量化的减排目标，一直到那时，国际社会对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还都是抱着极为乐观的态度。

随着中国等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美国等一些国家意识到采取减排措施会影响到其经济竞争力，在2001年的时候美国宣布拒绝核准《京都议定书》。整个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进入了一个低潮期。

2007-2009年经济危机之后，一些发达国家发现，他们必须得寻找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和欧盟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使用，使得大家觉得绿色经济可以成为一种新的可行的经济增长模式。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面临着资源和能源以及环境恶化的困境，也希望寻求低碳发展的道路。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成熟，包括电动车，新材料的发展，人们已经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经济增长是不矛盾的，大家可以都在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应该去谋求更多的合作，来应对全球的气候变化的问题。 

虽然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还面临着很多问题和挑战，但在根本的利益诉求上开始在发生变化，谋合作的意愿逐渐显现和加强。

澎湃新闻：如何理解气候变化、气候外交的重要性？

张晓华：首先，气候变化是得到科学证实的。我们应该相信科学，能够采取预防行动，规避风险也是人类文明水平的基本体现。除了全球变暖，化石能源的过度消费确实带来了很多环境和社会问题，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我们应该重视气候变化这个问题。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的问题，关乎全球道义。每个国家的行动不但影响到自己，还影响到别人的利益。在全球化不断加强的形式下，大家对全球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大，我们自己也提出了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不积极主动地应对气候变化怎么能体现大国的责任感，怎么能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应对气候变化会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何去何从对中国未来的外交工作尤为重要。

澎湃新闻：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有怎样的定位？

张晓华：气候变化问题在中国的定位有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最早大家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有阴谋的成分，是发达国家要限制我们的发展，我们的利益诉求就是争取排放空间。现在随着发展观的改变，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逐渐成为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实际上为我们发展转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气候变化问题对我们国家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对外关系到我们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对内关系到我们的发展转型。

澎湃新闻：经济下行，国内会放松对气候变化的要求吗？

张晓华：与经济下行相比，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涉及的是长远的利益。决策者在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一定是要掌握一个平衡的，不同的时期会有一些不同的优先考虑。经济下行肯定是眼前决策者要优先考虑解决的，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是个长期问题，需要长期坚持。所以也不能讲因为经济下行就会放松气候变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