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1年的德班气候会议时，英国外交部应对气候变化特别代表约翰·阿什顿曾提出，一个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协议框架不可能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的“安全”范围内，这也是为什么英国政府确立了《气候变化法案》，将碳预算写入法律。

对此，法比尤斯承认，这需要打一个问号。“一些专家告诉我，从目前的情况看，要达到控制增温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很难。但是，如果将中央政府以外的各种组织机构（如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地方政府）的贡献加在一起，也许我们有望达到这一目标。”

在法比尤斯发表完激情澎湃的讲演后，几位气候领域的中国专家在场外与法国使馆科技处的官员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中方专家指出，尽管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对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的影响毋庸置疑，但没有理论足以证明2摄氏度升温是极限，而对于不同生态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来说，升温造成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2摄氏度阈值”最早是欧盟2005年在其领导人会议上提出的，随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UNFCCC分别将其作为温度升高上限的依据。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正式采用其作为控制温度上升的最高上限，并以协议的形式通过。

“这并不是一个科学结论，只是一种设想。未来升温幅度何时超过2摄氏度也并不确定。”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院周天军向《凤凰周刊》记者坦言，“某种意义上，这的确是一种政治决策。”

郭虹宇则认为，2度目标的概念比较抽象，技术上衡量温升2度的挑战较大。因此，也有智库提出过更具体且直观的量化目标，例如，在2050-2100年间尽早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但她也表示，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无可争议，如果变化超过阈值，人类最终还是负担不起的。“因此，即便气候谈判具有政治考量，我们还是欢迎包括法国在内的全球各国发挥领导力，增强全球减排行动，展现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