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推行CBAM的目的是解决欧盟碳市场可能导致的“碳泄漏”问题。CBAM是欧盟碳市场的衍生政策。要正确理解CBAM，就必须对欧盟碳市场略知一二，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长期以来，免费配额“超发”一直是困扰欧盟碳市场的主要问题。从欧盟碳市场建立之初，欧盟的工业部门就主张，碳市场的运行将引发“碳泄漏”风险。“碳泄漏”是产业因高碳价而丧失竞争力的代名词，它导致的后果一是欧盟企业为了避开高碳价而将生产迁出欧盟，二是来自低碳价（或无碳价）地区的产品冲击欧盟市场（有人称之为“碳倾销”）。出于对“碳泄漏”的担心，欧盟一直发给相关企业大量免费配额（相当于碳排放许可）。在2005到2012年期间，欧盟碳市场的配额绝大部分是免费发放的，这导致碳市场无法起到激励减排的作用。

从2013年开始，欧盟碳市场变得“严肃”起来，取消了给发电行业的免费配额，但是工业部门仍然可以获得免费配额，因为绝大部分工业部门都被认定为存在“碳泄漏”风险。如果CBAM不出现的话，这些部门在2031年之前都可以按照行业排放标杆的100%获得免费配额。既然企业不必为了排放去购买配额，自然就失去了脱碳减排的动力。免费配额的“超发”，严重削弱了欧盟碳市场的价格信号和刺激减排的功用，是欧盟工业脱碳的负动力。相比之下，欧盟的电力部门自2013年取消免费配额以来，减碳成效显著。当然，电力部门减碳相对简单，不可完全归功于取消免费配额。

到了2021年，欧盟更新了2030年的减排目标，从原来的比2005年减排40%提高到减排55%。为实现这个新目标，欧盟提出了被称为“Fit for 55”的绿色转型立法。欧盟环境人士认为，免费配额已成为欧盟达成减排目标的严重障碍，必须想办法叫停。

正是在此背景下，CBAM作为免费配额的替代方案被提上了立法日程。简单说，CBAM就是针对进口产品的碳含量，征收欧盟碳价与出口国碳价的差额，其实质效果是使进口产品承担与欧盟产品一样的碳价成本。这样一来，既削弱了欧盟高排放产业外迁的原动力，又解决了“碳倾销”问题。

如果存在一场辩论的话，欧盟的工业部门总是说，必须保护欧盟的工业，所以必须给我们免费配额，否则就会发生“碳泄漏”。现在反对者说，有了CBAM就不会发生“碳泄漏”，没有必要再给你们免费配额了。

这就是CBAM逻辑。这绝不是说CBAM的动机多么高尚，也绝不是说CBAM没有设置绿色贸易壁垒的意思。只是说CBAM的动机要看全面，它至少有一部分初衷是逼着欧盟的工业部门减排。一旦CBAM开征，欧盟相关产业的免费配额“蛋糕”就会被越切越小，直到2034年彻底不给。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欧盟的水泥、钢铁、肥料、有色和铝这五个协会的联合声明总是强调，CBAM能否真正防止“碳泄漏”尚有待证明，所以不能草率地取消免费配额。试想，如果CBAM的目的和效果单纯是设置贸易壁垒，欧盟产业的态度一定比现在热络的多。

数据来源：CBAM compromise text

CBAM虽然是一个欧盟碳市场的内部措施，但是它有极强的外溢效应，体现在它强迫其他国家通过碳定价的路径实现降碳，并且还要使碳价尽可能接近欧盟的水平。欧盟笃信，只有碳定价（碳市场或碳税）才是最有效的气候手段，它的脱碳政策也是根植于这一经济学信仰。笔者称之为“碳市场原教旨主义”。然而，现实中很少有国家能够（或有必要）做到碳价与欧盟看齐，所以CBAM客观上是给贸易设置了壁垒。

总体来看，欧盟推动CBAM是个一石多鸟之策。

CBAM有其气候目的：（一）通过取消免费配额，可以刺激欧盟工业部门减碳；（二）可以“激励其他国家减碳”——其实是迫使其他国家建立或扩大碳市场并提高碳价。

CBAM有竞争考虑：（一）缓解高碳价给欧盟产业带来的竞争负担，放大其既有的低碳优势；（二）增加进口产品的碳成本负担。

CBAM有财政效果：（一）原来免费发放的大量配额改为拍卖，可以为欧盟增加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二）对进口产品征收CBAM又可带来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

也许最重要的是，CBAM有其规则打算：确立欧盟在气候变化时代的游戏规则制定者地位。

诚然，不论是从气候角度还是从竞争角度，CBAM的逻辑都存在不少漏洞，但这并没有妨碍它一步步从构想走向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