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政治研究的焦点议题与局限
早在20世纪90年代，气候变化就被纳入了政治议事日程。气候变化不仅重塑着21世纪的世界经济秩序，也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着21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应对气候变化将导致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调整（张海滨，2009）。从政治学视角来看，甚至IPCC都不是一个科学研究机构，而是一个吸收了气候科学家的政治机构（强世功，2009），因为它所发布的评估报告涉及了大量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要素，会极大地影响全球政治与经济格局。在气候政治中，各国处于典型的“囚徒困境”中：虽然各国可以从合作中获益，但它们同时又都有自由行动的动机。
气候变化研究的政治工具化需要警惕。2009年的“气候门”事件让人们质疑气候科学家已经成为被政治利用的工具，或是将气候变化这一科学问题有意夸大，引起公众和政府关注，从而有利于他们获取科研经费。美国前副总统戈尔通过宣传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而获得诺贝尔奖，使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其总统竞选拉票的工具。有人甚至怀疑IPCC都在伪造数据，以阻止发展中国家享受化石燃料带来的发展（迈克尔·诺斯科特，2010）。就连神学家们也发现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海平面上升与《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有相似之处，因此宣扬气候变化有助于基督教获得新的证据。这些都使气候变化从纯粹的科学问题演变为政治寻租问题，使“科学政治化”。虽然气候变化问题可能会被政治利用，但即使气候变化的结论被误导、误用，甚至可能是错误的，为气候变化而进行的减排和环境保护还是能够使人类受益的。气候科学本身应当是价值中立的，但人们如何对待气候变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伦理价值问题。
气候变化引发了政治学领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和批判。气候变化对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战，认为气候变化是资本主义民主固有的缺陷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和自由主义不仅不能够对环境危机做出充分的反应，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它们起的是催化剂的作用。资本主义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灵活有效，实际上，它会有力地扼杀变革，并加重我们在气候变化上的无所作为；资本主义需要摒弃自由市场的核心意识形态，重建世界经济，重构政治制度，以此来缓解、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Naomi Klein，2014）。全球变暖是资本主义迅速而不平衡的发展带来的间接损害，并且资本主义缺乏使其了解和适应气候系统的感官（塞维斯·斯托姆，2013）。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们则否认气候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并且声称资本主义完全可以通过自由市场和技术创新来应对气候变化，而无需改变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试图将市场与技术的合理性变成政治的合理性。他们把气候危机当成了资本主义利润增长的新机会，甚至宣称全球变暖的挑战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投资和增长回报的最大机会。资本主义希望技术能够消除地球的极限或推迟极限的到来，并提高地球承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作为解放者就是一个虚构的谎言，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预言的那样，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当前国际气候政治在本质上延续了“生态帝国主义”逻辑，也是阻碍全球气候治理的内在障碍（郇庆治，2016）。可见，气候变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如果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较好地解决气候危机，必将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对气候变化与人权关系的探讨是气候政治领域关注的重点之一。这一问题在2007年的巴厘岛会议上被小岛国联盟（AOSIS）正式提上国际气候合作议程。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宣布其将因海平面上升而放弃家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2008年着手进行“气候变化与人权关系”的相关研究。从人权视角看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生存排放权，这种权利应当按人口平等分配（Henry Shue，1993）。从国际法律制度层面，对气候难民迁徙权的保障，是享有生命权、健康权和人格尊严权等重要人权的基础（孙华玲，2013）。碳排放权是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环境权利，既不容许个人独占，也不容许一个人剥夺他人的这种权利（黄小喜，2012）。将碳排放界定为一种人权，有助于弱势群体的保护，也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然而，每个人需要多少碳排放权？如果剩余的大气安全排放空间无法满足所有个体的碳排放权，那么该如何分配这种权利？
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问题也是气候政治的关注领域。气候变化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广泛的影响，因此，中国应当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框架下统筹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董勤认为（2009），政府首脑更替、对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权衡都不是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真正理由，对安全利益的权衡才是美国拒绝《京都议定书》的重要因素，并且安全利益将继续成为影响美国气候变化方面的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国际气候合作已经深化为一种政治博弈，其中充斥着对“国际气候话语权”的争夺。在国际气候合作的政治机制问题上，罗伯特·基欧汉认为（2016），美国的带头行动是促使中国减排的必要条件。国际气候合作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国际政治信任不足，而协商民主机制可以扩大、加深或巩固国际政治信任，从而为国际气候合作提供制度基础（苏向荣，2016）。国际气候合作机制政治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过于注重国际关系与政治博弈的策略分析，认为仅仅依赖国际气候合作程序与机制的设计与制度的重组，就足以解决当前的国际气候合作困局，却忽略了造成国际气候政治冲突背后的伦理价值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