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经济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经济学是最早涉足应对气候变化
问题的人文社会学科之一，因为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的经济数据计算。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计算方法也成为各国制订应对气候变化战略时借助的最主要工具。自由
市场经济学家认为，“看不见的手”完全可以有效调控温室气体排放行为，乐观地把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科学技术和自由市场的无所不能。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寄希望于经济调控工具，如碳税、总量控制与交易等。正是经济学的数学方法和对策措施的相对可操作性，使经济学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促进了
减排行动，是制定气候
政策的有力工具；通过数学计算将气候变化的威胁成本化，用经济损失的数据警醒人们（“经济人”）极端气候事件的严重后果。气候经济政策还会影响消费者的行为选择，例如，对石油征收更高的税收有助于减少汽车的使用，从而降低车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气候经济政策也会影响企业的行为，例如，对投资清洁能源技术提供大量财政补贴会激励产业转型升级，或对传统化石能源企业征收更高的
碳排放税有助于限制高污染、高排放企业的扩张。各类量化减排目标的推出也是经济学的重要“功劳”——气候经济学为减排设定了清晰的量化目标，并推进了各类减排政策的出台。
虽然经济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计算，但是，气候经济学家的努力并不一定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效。其主要原因在于气候经济学的计算结果难以获得政府、科学家与公众的完全信服。人们常常对其计算结果表示质疑：如何可能将复杂的现象计算清楚？如何将所有的社会价值都进行量化和货币化？如何在不同的科学研究数据和社会发展趋势中做出取舍？
经济学的计算理性阻碍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本来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但在经济学“当道”的过程中，各国自算自账、充斥着利己主义，使得全球一致的应对气候变化方案迟迟无法形成。经济学把个人看成是只顾个体利益的“经济人”，也会自然地把国家当作只考虑本国利益的“经济国家”。在这种“经济理性”至上的情况下，如何克服全球环境的外部性？如何促成全球一致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如何形成能得到各国一致认可的气候协定？
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学路径本身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伦理问题。基于经济学路径的气候变化政策可能会违背正义原则和忽视人权。市场能积聚财富，也会把环境成本传递给社会，还会剥削工人。基于成本效益的经济学分析而制定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存在许多伦理问题，一切都用货币来衡量也引发了诸多争议，因为决策者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经济数据，还需要特别关注公平、正义、权利等伦理问题。尽管基于经济学路径的气候变化政策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人类总体福利，但却可能与正义原则相抵触。正义原则要求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和收益应该根据公平或其他相关伦理准则而不是效率进行分配。
以经济数据量化应对气候变化会导致严重的道德问题。经济学将世界数量化、货币化，认为一切自然与社会构成要素都可数量化，并能计算出其货币价值。将一切事物数量化、货币化可能引发严重的道德问题，例如将人类生命与健康的价值数量化、货币化，就可能导致人的“物化”，在这种计算基础上制定出的公共政策可能是“反人类”的政策。并且在真实的世界中，有些要素是无法计算的，人类的大多数行为不可能呈现出观察者可以直接检测到的规律性。经济学家所量化的世界并不是既定的客观事实，而是出于人类头脑的主观建构。例如人的欲望与贪婪就无法量化，社会和谐与生态环境的价值也无法量化。将所有要素都量化为经济数据，忽视了世界本质的一面，而只关注量化的、可计算的方面。这种经济学计算认为无论整个世界有多纷繁复杂，都可以通过量化和通约的手段而变得整齐划一。
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前提假设会导致人类福利水平的倒退。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学路径延续了传统经济学对增长的崇拜与迷恋，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包括气候变化问题在内的一切问题的最佳路径。气候经济学家们时刻不忘传统经济学家的核心假设，即以GDP为首要指标的经济增长必定会增加人类福利。经济学还假设，由于经济增长是通过矿物燃料的使用来维持的，因此削减矿物燃料的使用将减少人类的福利，这种福利超过了任何降低未来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所产生的潜在利益。气候变化研究专家斯特恩估计，未来气候变化的成本可能占目前消费水平的20%，这会导致福利的减少。当前，许多政府和政府间机构继续根据经济增长就等同于增加福利这一传统经济学假设采取行动，甚至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也在其估计减轻气候变化成本的模型中采用这一核心经济假设。然而，以GDP为主要指标的经济增长会增加人类福利的假设也存在诸多问题，因为它忽略了生态资源转变为工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生态破坏与浪费。只顾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其他社会与环境目标的社会，其福利水平往往会发生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