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时间紧、任务重、挑战大。按普遍接受的碳达峰的峰值计算，中国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从 108 亿吨到净零排放的时间只有 30 年；相较而言，美国从碳达峰时的 61 亿吨到碳中和有43 年时间，而欧盟从 45 亿吨的峰值降到净零排放则有超过 60 年的时间。目前，社会各界正紧锣密鼓制定相应的行动方案。必须指出，明确中国实现碳中和的合理技术路径，构建碳中和愿景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模式，我们迫切需要澄清社会普遍存在的关于碳中和的几个认知误区：

第一，实现碳中和是一个技术问题。无疑，推进碳中和进程必将带来二氧化碳减排、吸收、捕集、封存和利用等技术的巨大突破。然而，实现碳中和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经济学、管理学问题。中国人均碳排放量远远低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水平，而人均碳排放与人均 GDP 紧密相关。中国是在人均 GDP 只是欧美国家大约 1/5 的水平时开始推进碳中和目标的， 这意味着需要在经济持续增长与碳中和之间寻求一个有效平衡。此外，中国仍存在巨大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制定最优碳中和技术路径和行动方案需要考虑碳中和对就业、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等的影响，分析不同区域和行业受影响的程度。碳中和愿景下，如何在有效配置稀缺的碳排放权时兼顾区域和产业发展不均衡，需要从经济角度做出更深刻的分析和思考。

第二，碳中和主要涉及二氧化碳排放占比高的行业。电力特别是火力发电、钢铁、建材、交通运输、化工、石化、有色以及造纸等行业占中国碳排放来源的 88%以上。有观点认为，把这八大行业的碳排放量减下来，基本就能解决“碳中和”问题。但是，任何一个行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都并非“孤岛”，各个行业通过投入—产出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互为上下游，某一个行业的政策变化或技术变革会在生产网络内层层传递、叠加，产生“乘数效应”。需要评估经济生活中哪些行业对碳中和具有更加重要的节点意义， 发生在这些碳节点行业的技术变革或针对这些行业的产业政策能够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推进碳中和，技术本身的内生冲击会改变生产网络（生产函数），碳节点行业会不断变化，而它们与传统的重碳排放行业并非完全重叠。

第三，碳中和主要涉及生产型行业，与消费主导型行业关系不大。学术界有大量实证研究显示，家庭消费的全球碳排放量占比在 65%以上，其中，出行、住宅能源使用和食品构成了家庭消费碳排放的三大来源。以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1.5°C 以内）这个目标来计算，到 2030 年人均消费的碳排放量需要减少到大约 2.0—2.5 吨，到 2050 年减少到 0.7 吨。实现碳中和，消费方式的转变对缓解气候变化将起到重要作用。消费偏好和方式的变化会从需求端倒逼供给端的变革。

第四，碳中和是经济社会发展一个新的约束条件。在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同时推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容易将碳中和理解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个新的约束条件。如果仅将碳中和视为约束条件，在实施路径选择时不可避免地会将经济增长与碳中和目标对立起来。事实上，围绕减排和增汇的技术变革、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等将直接改变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改变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和发展动能。

第五，通过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能够形成统一的碳价格。碳价格的发现对于推进碳中和意义重大。市场化的碳价格能够引导稀缺的碳排放权有效配置，为财政转移支付方案甚至碳税率的制定提供定价的“锚”。现在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认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中心，通过碳配额的市场交易能够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碳价格。然而，全国统一的碳价格并没有考虑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此外，即使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碳交易中心（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所形成的碳交易价格也存在价格波动大、流动性严重不足情况，难以起到引导碳排放权有效配置的作用。实现碳中和需要思考应通过什么样的更有效的市场机制发现差异化的碳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