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正如各位老师所提到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不仅是世界各国对碳排放量的约束，也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变革。我国现阶段处于工业化后期，不同于已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我国仍需继续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哪些挑战？

　　张志强：在碳达峰、碳中和语境下，产业结构调整有新的内涵。首先是必须追求产业结构的低碳化。以往基于化石燃料的高碳产业结构应按照碳排放水平进行重新调整，对于高碳排放的电力、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在原来上大压小和淘汰落后产能的基础上，必须开展低碳化改造。其次是需要培育新兴产业。技术革新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清洁化和低碳化的趋势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不会发生改变。新兴产业先天具有低碳化的优势，尤其是新兴服务业。在技术路线的选择上，新兴产业没有传统高碳产业的历史包袱，能以较低成本走上低碳甚至零碳的发展方向。

　　王珂英：产业结构调整是降低碳排放的有效途径，但资源型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碳减排将面临更艰巨的挑战。长期以来，对资源的依赖造成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的扭曲，影响了产业结构的正常演进，第二产业比重往往过高，因而碳排放规模较高，这些地区能否完成碳减排任务，是全社会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新兴产业和低碳产业如果不能得到充分发展，以弥补资源枯竭或化石能源退出带来的负面影响，资源型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就是不成功的。

　　王克：碳中和意味着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能源体系和相关基础设施的重构，这将是一个利益重组的过程，在技术、经济、社会等层面都是重大挑战。一方面，我国的基建规模虽然世界第一，但人均水平仍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还在继续推进，处于扩张期的城市还有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新建和翻新需求。在这样的发展阶段，要有效控制碳排放存在较大困难，需要找到切实可行的转型路径。另一方面，产业转型也存在很大风险。以煤电为例，根据对2019年现存煤电项目的财务成本核算，全国有近70%的煤电机组处于亏损状态，如果采取提前退役和降低发电小时数等方式逐步退出燃煤发电，煤电部门亏损状况或将加剧，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给地方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并加剧区域经济的不平衡。

　　主持人：碳达峰、碳中和为经济社会带来深刻变革，同时也为能源转型、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合作带来巨大机遇，请介绍一下具体存在哪些机遇？

　　张志强：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仅需要颠覆工业革命以来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消费结构，而且需要创造新的行业和产业盈利模式。发达国家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和标准优势，通过设置市场壁垒、征收碳关税等手段，能够不断保持自身的领先优势。例如，今年欧盟试图强行实施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就是通过对没有实施减排机制的国家征收边境调节税，以防止碳泄漏的名义，强化自身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话语权。

　　未来碳中和下的投资有巨大成长空间，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助于扩大我国的投资规模。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估算，若温度升幅目标被控制在2或1.5摄氏度，未来30年中国能源系统需要新增投资约100万亿至138万亿元。高盛研究报告称，到2060年，中国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到16万亿美元（约合104亿元人民币），创造4000万个净新增工作岗位。

　　王克：实现碳中和，需要通过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提高生产要素投入效率，需要加快发展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综合效益高、成长潜力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以及和制造业相匹配的现代服务业。因此，碳中和将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或催化剂。此外，大量与低碳技术研发、示范和推广应用相关的持续巨额投资，在提升我国在低碳科技革命领域国际竞争地位的同时，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能。

　　王珂英：我国绿色金融也会获得更快发展。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取得一定进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金融产品已初具规模，但远不能满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所需的绿色融资缺口。未来电力行业清洁发电设备投资、交通运输行业电动化进程、新能源汽车及航空航运设备的低碳改造、制造业低碳设备大规模投入、低碳基础设施建设、碳捕捉碳储存领域的投资，都意味着庞大的绿色投融资需求，无疑将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带来巨大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