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和保险机构应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战略性风险和战略性机遇，加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一是在机构的理念、宗旨、愿景等方面充分反映和体现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价值观。二是在战略规划的制订和战略目标的设定上，充分反映和体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对本行业和本机构的持续影响，明确本机构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贡献方式和贡献目标。三是在机构风险偏好的设计上，充分考虑气候变化风险及其引发的各类风险，明确合理的风险偏好内容和水平。四是在战略规划、战略目标、风险偏好的监督、考核、评价方面充分反映和体现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五是在战略能力建设和战略资源配置上，充分反映和体现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

银行和保险机构应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改善公司治理的重要一环。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达国家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是平衡工人与资本家的利益，这一矛盾引发了猛烈的工人运动，最终通过工会的普遍建立（在德国还有代表职工利益的监事会的建立）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普遍建立而得到有效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随着资本市场的壮大和上市公司的增多，发达国家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是平衡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防止大股东通过利益输送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通过加强资本市场监管，这一矛盾得到有效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资本市场投资者日益机构化，机构投资者缺乏主动干预公司经营的能力和意愿，发达国家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是平衡好股东与管理层的利益，防止内部人控制并损害股东利益。通过加强董事会的监督和激励相容制度的设计，这一矛盾得到一定解决。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消费者保护意识和社区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日益增强，发达国家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是平衡好公司利益与消费者和社区公众的利益。通过改善董事会结构，大幅增加非股权董事比重和话语权，加强信息披露等，这一矛盾得到一定解决。与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相比，我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公司治理矛盾是多方面的，既有发达国家1.0和2.0版本的，也有发达国家3.0和4.0版本的。但毫无疑问，随着监管部门、投资者和社区公众、环境公益组织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环境问题的重要内容，应当在银行和保险机构的公司治理中得到充分重视。

银行和保险机构应建立健全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具体管理制度、政策和流程。银行和保险机构应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视角，从优势与弱势、风险与挑战等维度，全面审视和梳理本机构的管理制度、政策和流程，确保本机构的管理制度、政策和流程与本机构的价值观、愿景、战略规划、战略目标、风险偏好保持一致，充分反映和体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在报告、检查、评价、责任、问责等方面具有可操作性。特别地，在授信或投资管理制度中，从客户筛选、评价、尽调、评审、贷/投后管理、合同文本等方面对客户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表现是否明确提出了有约束性的要求；资产配置管理制度中，配置的比例和结构是否反映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在资本、拨备/准备金、流动性、声誉等风险管理中，是否充分反映了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预期和不可预期损失及各种可能的冲击；在公共关系管理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中，是否反映了气候变化相关公益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并有合适的方式与这些利益相关者交流互动；在机构内部人力资源、财务资源、科技资源配置上，是否反映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等等。

银行和保险机构应加强与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识别、计量、缓释和控制。一是从产品、客户、项目、资产、运行等多维度深入分析和识别气候变化可能给银行和保险机构带来的各类风险。二是要深入了解气候变化作为重要的风险驱动因子给银行和保险机构带来的各类金融风险，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操作风险（科技风险）、流动性风险、保费定价风险、声誉风险、法律风险等，以及其作用机理。三是要加强对高能耗行业、对化石能源高度依赖行业的客户和项目的重点分析。高能耗行业包括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对化石能源高度依赖的行业包括运输业、运输工具制造业等。此外，运行和维护会产生大量碳排放的资产如建筑、运输工具也需要重点关注。四是在深入分析气候变化驱动带来金融风险的机理基础上，设定可能的发生情景，开展重点行业、重点客户乃至全部资产的情景分析和气候变化压力测试，并将测试结果应用于风险管理之中。五是在微观层面评价公司客户的财务表现时，引入适当的内部碳价，重新分析判断在碳排放外部效应内部化后，公司客户的财务表现如现金流、利润、回报率等，并在授信审批或投资决策时予以慎重考虑。

银行和保险机构应降低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资产配置风险。银行和保险机构应从政策调整、技术变迁、产业盛衰、碳排放强度、能源效率、投资者偏好变化等多角度分析资产配置风险，降低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集中度风险、市场风险等。要强化对气候变化相关项目的风险管理，对一些在全生命周期内碳排放多而社会争议较大的项目，要列为特别慎重的项目，从运营年限、碳排放政策、可替代低碳项目的竞争性等多方位进行分析判断，避免形成高碳“搁浅”资产。对一些环境和社会风险突出的项目，银行和保险机构要探索建立申诉回应机制，在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中与利益相关者良性互动，从源头上控制资产配置风险。

银行和保险机构应加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信息披露和国际合作。目前，我国的主要银行机构定期对其融资支持的节能环保项目进行环境效益测算，并在其社会责任报告上披露包括碳排放在内的各类环境减排效益，受到国内外利益相关者的欢迎。这些信息可以看作是银行机构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正面信息清单”。下一步，要在推动和形成社会共识的基础上，鼓励银行和保险机构收集并披露其融资支持的高排放企业的碳排放情况，即“负面信息清单”，更好回应利益相关者的关切。银行和保险机构应积极参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协议、声明、承诺的制定，努力成为创始成员。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已有的具有广泛公信力和影响力的相关国际协议、声明、承诺，银行和保险机构应积极承诺加入或采纳，并积极参加其中的活动，如各种形式的研讨会、论坛、报告撰写、电视采访等等，努力提升我国银行和保险机构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践行社会责任的国际形象。

银行和保险机构应加强与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十年二十年的事业，而是百年挑战、百年事业。银行和保险机构应从长远和全球发展视角，及早谋划和布局，强化气候变化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加强与气候变化相关人才的引进和培育，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流互动，加强与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合作，为应对越来越严峻的气候变化的挑战做好充分的能力准备，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实力。

（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20年9月刊，2020年9月5日出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