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十四五”期间的能源指标设置，邹骥表示，必须旗帜鲜明地主张“十四五”时期要继续列出能源强度的指标，而且这方面的要求“不但不能放松，反而还要更加严格”。

例如碳指标中的碳强度指标、非化石能源占比指标、森林碳汇指标以及空气质量和水的指标等，邹骥表示“原来‘十三五’有什么，‘十四五’一个也不能少。”

2017年初国家能源局发布的《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全国将在“十三五”期间实施单位GDP能耗和能源消费总量双控指标。根据《规划》，到2020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5年下降15%，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

《规划》明确，“十三五”期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要提高到15%以上，天然气消费比重力争达到10%，煤炭消费比重降低到58%以下。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还表明“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实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目标的决胜期，也是为2030年前后碳排放达到峰值（下称“达峰”）奠定基础的关键期。

在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方面，邹骥特别强调，作为《巴黎协定》的缔约方之一，中国承诺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耗的比重提高到20%。

因此，邹骥建议，要在“十四五”低碳指标的设定上，新增碳排放总量的指标，以此为碳排放2030年达峰或尽早达峰提供宏观管理支撑。对于部分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沿海发达地区，可以尝试率先达峰，并为其他地区积累实践经验。

邹骥表示，为实现2030年左右甚至尽早达峰的承诺，从十四五时期开始引入碳总量目标已经为时不早，否则有可能在管理实践上耽误按期达峰的时间限期。要对碳排放总量进行管理就意味着要有完善的监测、统计、报告、核查等体系支撑，此外还要有碳排放清单、法律等基础管理的衔接，这些工作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必须从“十四五”规划开始早做打算，逐步建立可信的管理体系和手段。

邹骥称，确定指标就是确定环境产权的第一步，没有指标就没有力度，也无从进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很多投资没有一个强目标指引去建立稳定清晰的预期，会失去方向，还有可能形成投资不足或投资沉淀，研发进度和技术竞争力也会受影响。这才是对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损害”他表示，在这方面欧盟近日已经出台了《欧洲绿色新政》，明确欧盟将在2050年成为首个“碳中和”区域，将此作为欧洲未来经济增长的总方略。我国也应全面加快步伐，相向而行，避免在十年或二十年后发现自身能源经济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中依然大大落后于全球进程，进而拖了中国现代化的后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