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十四五”时期能源供需的整体形势，邹骥认为由于疫情的影响与全球经济的衰退走势，在接下来大约1-3年内全球将处于能源供需宽松时代，能源的总供给超过能源的总需求。

但他同时表示，全球特别是中国对于电力等高品质的能源需求仍然会持续增加，随着消费的发展与中等收入人群的扩大，电力需求仍会上升。邹骥指出，改革措施往往在市场比较宽松的情况下更容易出台，这意味着在当下存在着化危为机加快能源改革转型的机会窗口。

邹骥称，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的技术潜力已经比较大，特别是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成本的迅速下降与长途直流特高压送电技术日臻成熟为有力地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奠定了坚实的技术经济基础，如果体制政策改革及时到位，迅速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可望提速。

在投资方面，邹骥表明疫情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于能源项目的投资要设定绿色低碳门槛，引导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流向绿色低碳的技术选择以避免未来的高碳锁定引致的沉没资本投资风险。

“尤其是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要慎之又慎，要看什么最符合低碳的标准，而且要用全寿命周期来算。”邹骥表示。

举例来看，邹骥认为可以加大可再生能源和相应的直流输配电网的投资力度，在东部用能集中的地区布局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在村落级、乡镇级、县城级的行政区域进行微网等配套设施建设，精准靶向的推进能源供给结构升级转型。

“比如在乡村，村民用不着那么高的功率，大电网长途供电不一定很经济，有时还得不到供电保障，重点保障灌溉高峰期间机井、泵站用电电力就很不错了。但能够用分布式风光地热混合系统驱动农户照明、部分热泵取暖制冷、基本电器、网络通讯、小型电动农用车充电基本就够了，这就能很大程度分担农业生产电力负荷压力，切实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提高生产能力、改善生活和提高收入提供更好的能源供给保障。”邹骥说。

此外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邹骥建议通过制定和实施建筑能效、低碳建筑的标准推动采纳被动建筑和柔性建筑等房屋碳排放最小化的技术，进而探索利用光伏技术和风光混合系统将房屋变成“绿电”的生产者，加快柔性建筑及直流建筑的建设。

在交通方面，邹骥认为，“在今天的中国能源分布、资源分布、产业人口分布都很不平衡的情况下，千万不能轻言搞煤炭大通道、石油大通道等的建设。还是首先要因地制宜地着眼发展分布式的可再生能源或长途输送的绿电，最大限度减少对化石能源的运输。”他表示，应围绕都市圈与城市群，基于人群、产业的分布进行轨道交通等的投资建设，例如加快打造都市“一小时经济圈”等。

值得注意的是，邹骥表明，我国人均GDP目前已经突破1万美元，个人对于自身及环境的综合安全、身体健康及环境舒适性的需求、对于社会福利设施的需求将被越来越多地开发和释放出来。随着环境产权定价的发展与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投资增长，可再生能源带来的高能效的GDP增长将逐步代替低质量的、高污染能源支撑的GDP增长，这将带来经济结构的整体变革，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