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能源基金会组织的“全球与中国绿色低碳发展议程高端对话第六次会议——疫情新背景下中国‘十四’规划展望”线上会议上，邹骥就表示，要让经济的绿色低碳发展带动一批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和财政与财务收益的新兴产业，让在绿色低碳领域的投资可以获得有竞争力的收益，从而实现“新的增长故事”。

邹骥称，环境质量的最终评判标准实际上是安全和健康风险及舒适性程度。达到满意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登新台阶、涉深水区，光靠末端治理已经不够了，需要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的全面变革，也需要进一步的科技创新，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改变国民财富结构、投资结构的问题。这种结构的变化，需要公共政策引导，市场机制配置。

如何把公共的“绿水青山”转化为投资者个体能够获取的与其投资对应的“金山银山”从而鼓励投资者投资于“绿水青山”呢？邹骥认为，

要创造并大力发展一个环境资源的要素市场或者环境资源产权市场，推动环境资源产权界定与交易机制的形成，依据气候、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科学对自然与人类安全和健康风险的评价结果，给二氧化碳、PM2.5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受控排放物设定排放目标，然后将目标通过公共政策和治理体系以透明合法的方式分解给企业，形成企业的排放指标。

“这些指标就是环境资产，资产就可以上市交易，由市场发现其价格。而只要在市场上能定价的东西，就一定会有人去投资，有人去搞研发，去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成本获得盈利。”邹骥解释道，这时就形成了环境资本的循环，源源不断的投资将使自然资本存量不断增加，国民财富构成将发生改变，“绿水青山也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邹骥表示，污染物排放指标确定和分解的过程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就是一个确定和分解公共产品的环境产权的过程，将控制排放任务的指标分配给每个企业，他们所拥有的排放额度就变成了资产。他还强调，在严格监管的公共政策和治理结构下，要素市场可以发挥配置环境资产的基本和主导作用。现代监测、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已经大大改变了资源环境管理概念，使得严格监管的公共政策和现代化的治理结构成为现实的可能。

邹骥及其团队认为，在“十四五”以及未来一个很长的时期，在这样一种市场机制的驱动下，包括可再生能源、储能、电动车、促进提高能效的材料、信息通讯和数据与互联网技术等很多关联的产业都会被刺激调动起来并实现跨界融合，展现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形成新时代增长的新动能。

事实上，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践早已开始，早在1990年代就开始探索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在2013年，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就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从配额规模角度，中国试点碳市场已经成为仅次于欧盟的全球第二大碳市场。

但邹骥表示，目前我国碳市场7个区域的地方试点规模还不够大，碳价也还不够高，“十四五”期间应该更深入地落实下去，并且扩大规模。

“这取决于我们深化改革步伐的速度。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生态环境问题了，而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问题，是一个培育新的要素市场的问题。这个深化改革的步伐不迈开，生态文明建设在体制机制上就没有根本的保障”邹骥称。

邹骥强调说，建立环境产权市场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已经有了国内和国际的实践基础，现在需要加速深化体制机制的改革，进而最终将能够带动整个国民财富构成中自然资本构成的上升。“中国有4亿人口的中等收入人群，这个群体在未来5-10年还会不断扩大，他们对安全、健康和环境舒适性的需求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构成了对自然资本日益增长的巨大市场需求潜力，亟待开发。”邹骥表示，基于这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应将外部的环境效益内部化，完全有可能让投资、创造和维护绿水青山得到应有的回报并对经济增长直接提供新的巨大的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