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会议对各国分歧的管控要远好于哥本哈根协议。哥本哈根大会之前各国并没有将技术谈判的共识以政治声明的方式固化，这一方式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哥本哈根谈判后期，各国领导人政治介入后，被迫将前期技术谈判的成果推翻重来，导致了各国领导人不得不亲自就案文细节进行谈判的奇景，也直接导致了哥本哈根的灾难性后果。巴黎会议前密集的双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等同于政治介入的前移，中、印、欧、美等主要缔约方已经通过双边声明的方式锁定了构成核心协议的主要共识，巴黎谈判只需就若干技术细节达成共识即可，即便巴黎难以就某些技术细节达成共识，也大可推迟到巴黎之后再行协商，而不会影响核心协议的达成与通过。因此只要作为东道国的法国不在会议组织的程序问题上出现低级错误而横生枝节，巴黎大会达成新协议并无悬念。而将中美及中法达成的双边共识纳入多边框架则主要依靠中、美、欧各自在阵营的内的影响力，而其中最为困难的则是中国如何说服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LMDC）集团在上述立场上与基础四国保持一致。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即便巴黎达成一项新的气候变化协议，这一协议是否被媒体及公众认可仍然在两可之间。这是因为巴黎气候协议在法律约束力和实现两度目标的可置信性上仍然存在挑战。巴黎协议基于各国自下而上的自主承诺已无悬念，但即便如此各国的自主承诺目标在新协议下也不会具有法律约束力，这其中主要的障碍在于美国。

由于美国国会两党纷争不断，国会不可能通过任何要求美国承担具有法律约束力减排义务的新协议。美国政府面临的国内问题自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以来并无改观，反而有所退步。2009年各国的减排目标至少还放到了哥本哈根协定的附录里，而在新的巴黎协议中只能将减排目标与核心协议切割。美国政府虽然提出了2025年比2005年减排26%-28%的目标，但这一目标仅是以总统行政命令的方式颁布，而26%-28%更多的是通过履行现有法律的减排结果，而不是减排目标。因而这等同于美国承诺的有法律约束力的仅是基于其国内现有的法律框架采取减排行动，而并不对这些行动的减排效果做出保证。由于美国这一短板的存在，目前各国提出的减排目标并不能在巴黎核心协议中体现，而只能以其他的方式在核心协议之外纳入。这样一种方式无疑会使相当多的观察者大失所望，但身处谈判之中并且理解美国国内气候变化政治的人们都明白，将美国纳入减排新协议的唯一办法就是避免将各国减排目标与新协议挂钩。

在这个问题上巴黎协议确实处在两难之中，一方面将各国减排目标纳入协议并使其具有法律约束力是政治上最负责的做法，但由于难以逾越美国国会这一障碍，将各国减排目标与核心协议切割又是政治上唯一可行的方案。如何向各方解释巴黎协议虽然不包含各国的减排目标，但可以保证各国履行其提出的减排目标，是摆在各国首脑面前的一道难题。而另一道难题一样难以回答，巴黎协议虽然将包含五年一次的减排目标盘点，但同样并不保证各国一定会在此基础上增强各自的减排目标，同样也无法保证各国减排目标与2度目标之间的差距最终会被弥合。

因此，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巴黎协议很难说是一个成功的协议。但对一个现实主义者来说，巴黎协议虽然会是一个基于各国自主承诺的、自下而上的、松散的国际气候协议，但乐观的理由也有不少。

首先，基于自下而上的结构避免了气候谈判落入分配性谈判的陷阱，保留了寻找双赢甚至多赢谈判结果的可能。多年的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践已经证明，自上而下分配各国减排目标的方案虽然看上去很美，但由于并不存在超越国家的强有力实体来执行这一分配，因此这一方案实现几无可能。其次，巴黎协议通过五年盘点纳入了自动的自我目标更新机制，虽然这一机制并无强制性，但可以为各国减排目标提供“对标”，通过这一方式促使各国进一步加强减排目标。最后，巴黎协议将引导各国制定2050年向低碳转型的国家发展战略，为向市场传达更为明确更为长远的政治信号迈出坚定的一步。从根本上说，保障各国减排目标和2度目标可以实现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性，而在于各国是否能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与各国核心利益之间的紧密联系。正如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所指出的：“经济证据日益表明现在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智慧行动可以推动创新、提高经济增长并带来诸如可持续发展、增强能源安全、改善公共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等广泛效益。应对气候变化同时也将增强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

各国必须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是挑战，更是结构转型与绿色发展的机遇；不仅仅是成本，更是在多个领域的多重效益；不仅仅是减排，更是为管理未来风险所付出的保险。从这个意义上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给全球带来的不应仅仅是一个新的气候协议，更应是发展理念的更替与变革。而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是成功的。

伍迪艾伦拍过一部叫做《午夜巴黎》的影片，影片描写一个现代美国作家携未婚妻在巴黎度假时，在巴黎午夜的钟声里阴差阳错登上一辆老式汽车，因此穿越到过去的巴黎，结识了海明威、毕加索、达利和斯坦因等，而由此发生的一切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什么时候的巴黎是最好的？如果我们将这一问题继续外放到即将到来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也许我们会自问，什么样的巴黎协议是最好的？如果我们在2050年的巴黎在午夜钟声敲响时穿越回2015年，我们会对那些穿梭在各个谈判会场的谈判者们说些什么？巴黎协议为我们带来的是《流动的盛宴》，还是《丧钟为谁而鸣》，或许要到很多年以后才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