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这些分歧的渠道则是主要国家之间的双边联合声明。每年的气候变化大会都会在每年正式谈判准备会之外增加若干部长级的预备会，就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棘手问题进行协商。由于大多数国家的与会部长均是环境或外交部长，而气候变化谈判的核心问题越来越多的牵涉到各国经济核心利益，因此真正核心问题的解决有时必须上升到元首层面。而以元首声明的方式对各方关心的焦点问题做出政治妥协则始于中美两国在2014年11月达成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自2011的德班气候变化会议以来，发达国家一直力图推动新的气候变化协议“适用于所有缔约方”，而否认公约长期以来奉行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而在2014年11月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方说服了美方并在声明中采用了“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考虑到各国不同国情”的表述。在2014年底的秘鲁利马气候变化大会上，当各方再次就此问题争执不下时，中美联合声明中的表述成为了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并被纳入了最终决定案文。大约是受这一意想不到的效果的启发，2015年的中美气候联合声明在第二段到第九段对巴黎气候变化谈判的一些关键问题均以联合声明的方式做出了表态。如对于长期悬而未决的“共区原则”问题，双方不仅重申了2014年声明中的有关表述，并进一步确认了应以恰当方式在协议相关要素中体现“有区别”，这是美国在公开场合首次放弃巴黎协议无差别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立场，承认在新协议中以适当方式体现区别。

在强化的透明度体系问题上，中美双方同意以恰当方式对行动和支持进行报告和审评，并为“依能力而需要灵活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灵活性”。而对于各国的长期减排目标，中美双方则强调本世纪中期低碳经济转型战略至关重要，也即各国均需在2度目标的指导下制定各自2050年的低碳经济转型战略。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就长期低碳发展目标的制定做出表态。此外在适应、资金和技术转移等谈判焦点问题上也就制度安排、出资来源等一系列谈判焦点问题以双边声明的方式达成了共识。而2015年11月2日的中法气候变化元首声明，不仅全盘接受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共识，并且在其他一些关键问题上进一步达成了共识。尤其是在如何增强各国未来的减排目标问题上，双方同意应规定缔约方制定、通报、实施并定期更新国家自主决定贡献。双方支持每五年以全面的方式盘点实现经议定长期目标的总体进展。盘点的结果将为缔约方以国家自主决定的方式定期加强行动提供信息。这一共识为巴黎协议下建立新的五年定期盘点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定期加强各国减排目标奠定了基础。在发展中国家出资问题上，重申了中美声明中“其他愿意这样做的国家提供补充性支持”的共识，并进一步强调这样的支持“应得到鼓励和认可”。

可以说从中美及中法两个联合声明来看，巴黎协议涉及的核心要素已经具备，巴黎谈判的不确定性在于如何将这些双边的共识纳入多边进程，以及围绕这些核心要素的技术细节如何并且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巴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