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国治理带动全球治理新机制。20世纪，世界成功控制核战争威胁并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在推进经济全球化方面积累了多边机制的建设经验。首先，应从对问题承担主要责任的国家开始，一旦他们决定承担责任寻求解决方案，就可将其他国家引入一揽子协议和协调行动中来。大国治理带动全球气候治理应该成为联合国主导下的应对气候变化政治架构的一种补充机制，而不是替代和削弱已有的全球治理的架构和机制。 

　　2.节能、环保、低碳协同发展机制。中国面临经济发展、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的挑战。日益严峻的雾霾问题是三十多年高速发展的代价，与中国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有很大关联性。煤炭既是高碳能源，又是雾霾主要献源。在中国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中，由煤炭产生的二氧化硫占70%以上，氮氧化物占60%以上，烟尘占70%左右。气候变化与雾霾污染之间同根同源，有高度相关性，解决雾霾问题显然需要能源、环保、低碳综合治理，协同推进。美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曾经遭遇过洛杉矶光化学污染等同样的困扰。建立健全减煤、减碳协同推进体制，避免诸如“环保不低碳”“低碳不环保”等顾此失彼的政策和行为的发生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