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在2006-2013年我国获签发CDM项目数量的数据得出，我们可看出中国每年的签发量都不断上升。2006-2009年间，虽然我国CDM项目的签发量在上升中，但其实数量非常少，2006年只有十几个，到2009年只有100个左右。在2010-2013年间，上升速度明显加快。从2010年开始，我国获签发CDM项目的数量首次突破200个，2012年达到了1000个，而到2013年就已经快要达到1400个了。因此可以看出，碳排放交易给中国带来了不少的利益。

　　在世界各国获得CERs的签发量中，中国占的比例最大，达40%，其次是印度，占24%，韩国获得的签发量排第三，巴西第四，分别是15%和12%，墨西哥、越南都各占2%，而剩余的5%是由其他国家组成的。

　　从数据中，我们可以得知中国的获签量是世界上最大的。而获签量居于前面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反倒是发达国家在获签量后面。由此发展的特点看，排放权交易不仅仅是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更重要的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易。因为大部分发达国家无法独立地完成《京都协定书》中规定的任务，并且由于发达国家为了自己的经济发展，碳排放量在大幅度递增，从而需要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碳交易。

　　虽然我国CDM项目开发工作进展迅速，但与我国所拥有的减排潜力相比，仍相去甚远，并且在我国所鼓励的温室气体减排领域，如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方面CDM项目并不多，这些问题都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国际碳交易市场共有的原因，也有我国特有的原因。比如，因为CDM这个项目的复杂性和未知性令许多企业家望之却步。而且这个项目的的投入资金太大，这个让小企业负担过重。另外，国际政策的不稳定性，使《京都协定书》的签订的前景变得非常的模糊。 　　既然我国碳交易市场已经兴起，我国作为碳排放权的主要售卖方，碳减排市场的潜力在全球首屈一指。长远看来，碳排放权交易作为一种新兴的交易形式，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好、开发好碳交易的市场，既能给我国带来客观的经济效益，也有助于提高我国能源使用效率，优化、调整我国能源利用结构。同时，我们应当看到， 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战略性的资源，以低价出售，也可能给我国带来风险。如前文所述，一旦中国开始承担减排义务，需要从国际市场购买CER的时候， 所出的价格可能要比今天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现在出售碳排放权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在透支未来。因此，国家在制定碳交易整体战略时应当把握适度原则，合理调整碳交易的领域和规模，防止过量出售碳排放权。

　　作为国内的碳交易参与者，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培养自己的碳交易专门人才，建立和健全本土的中介咨询、金融服务机构。要尽快完善国内碳交易政策，建立本土的碳交易所，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中取得话语权和碳排放交易的定价权。

　　在当前金融危机阴霾笼罩全球的背景下，随着作为碳交易市场主要参与者之一的金融机构和组织在金融危机中效益急剧下滑，碳市场的交易在短期内前景堪忧。但放眼未来，只要国际碳减排的总体意愿不变，金融机构在经济复苏之后，肯定不会放过碳交易市场这块大蛋糕。长期而言，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碳交易市场，都还是大有可为的。

　　现在我国在逐渐地完善与碳交易市场相关的法律法规，就是为了继续发展我们的碳交易市场，让我们的碳交易市场不仅仅在国际上发展还在我们国内、企业和企业之间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