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方法上看，刘文是基于4342个煤矿和602个煤样进行的测算；而清单也是基于煤炭科学院的煤质数据库及全国商品煤产销合同中涵盖的11亿吨煤质进行的分析。在未对这两个数据库进行深入分析前，我们很难判断哪个数据库更能代表中国煤种的平均情况。因此从方法上，两者目前难分优劣。但刘文给读者的感觉似乎是其他研究均采用的是IPCC默认值，而刘文采用的是基于不同煤种的基础数据，因而刘文的估计更加可靠。

笔者没有对其他清单的排放因子做深入研究，没有发言权，但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排放因子显然也是建立在详细的煤质调研基础之上，刘文在方法上也未超出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但对刘文数据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刘文给出了时间序列的清单数据，而从1950-2012年的单位煤炭排放因子均是采用的0.491-0.499tC/t。这一结果表明，刘文似乎并没有考虑煤炭生产结构在各年之间的变化，而仅仅用基于某一年煤炭产量的数据对煤炭平均排放因子进行了计算并应用于整个计算期。

但如我们上文分析的，单位表观消费量的排放因子并不应当是恒定不变的，该因子受煤炭消费中各煤种比例变化的影响，当高排放因子的煤种（如无烟煤和焦煤）比例增加时，平均排放因子增加，反之则降低。不过由于烟煤（含焦煤）在煤炭生产中的比重在75%以上，因此这一变化并不十分明显，大约会影响排放因子1%左右。因此目前两者对排放因子的估计差异并不能完全得到解释，还需要对两者采用的中国煤质数据库进行深入分析后才能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