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表示，首先要在环境治理目标与农业生产之间进行平衡，中国约有5000万亩土地因污染严重无法耕种。土地一下子全部闲置的话，农产品供给可能会受影响，且土地治理需要漫长的时间。其次，要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要保证农民利益。政府在引入市场机制进行土壤修复时，要保障农民本身利益不受损。

由于我国村庄普遍规模较小、面广分散，加上复杂的历史、区域等因素，一个“治理处方”不可能医好所有“农村环境病”，如何因地制宜治理农村环境考验政府智慧。

颜家安认为，在西北部干旱地区，土地上不长草，沙化严重，水资源缺乏，土地耕作有限，生态环境恶劣。这些地区要奔向小康，得起码种什么收什么，播种质量高。要想解决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环境瓶颈问题，国家要出台政策和机制。对西部地区开发要有计划，进行保护性开发。开发不要过度，更不能竭泽而渔，比如滥挖甘草和发菜；中东部地区人口多、资源丰富，经济发达，是率先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地区。但这些地区生态环境形势不容乐观，农药、化肥使用多，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比较严重。

此外，针对农村面源污染问题，必须一改往日的粗放型农业生产方式，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林鸿民表示，政府应加大投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畜禽粪便等通过沼气池发酵后，产生的沼液、沼渣可以做农家肥；另一种是采用堆垛发酵工艺，在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中加入菌种，进行堆垛高温自然发酵，最后生成生物有机肥。

（原标题：围绕“水土气生”指标打好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