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政治哲学上，构建对全人类的道德关怀与中国古典哲学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充实具体政治内容。目前，中国虽然已成为全球大国，但是真正引起西方世界敬畏的是中国古典文明。尽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悄然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的伦理基础，但究竟“复兴”什么，依然缺乏具体内容。在回应全球“碳政治”的过程中，复兴中国古典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及背后的一整套自然哲学和政治哲学，恰恰构成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平等对话的前提，从而使得中国加入到全球话语体系的建构中。由此，中国完全可以从中国古典哲学的角度对全球“碳政治”给出一套全新的普适主义的理解和解释。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古典哲学的复兴就与全人类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如果说过去三十年，我们基本上是在发展主义和经济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我们的生活，由此导致中国人缺乏内在的伦理精神和生存意义。那么在“碳政治”的背景下复兴古典政治哲学思想，无疑有助于打开今日中国人“自我利益”的牢笼，使得每个人关注他人，关注全人类。

这样，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就不能简单理解为左翼政治的主张，而必须理解为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理解为中国人基于对全人类命运的关怀所积极承担的伦理责任。若能进行这样一种话语的有效建构，那么地方各级官员推广节能减排的努力就不仅是官僚制下按部就班完成一项工作，而企业进行的节能减排的技术和产品创新就不是单纯追求市场利润，而在这些工作的背后就多了一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关怀全人类命运的伦理美德，而这无疑也会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增添伦理意义。

第二，在国际关系中，强调在应对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气候问题上，“国际法高于国内法”。近代以来，由于我们在国际结构中处于弱势，利用主权话语、强调国内法高于国际法，在许多重大国家问题上（比如应对国际人权）为我们赢得了主动。但在“碳政治”中，国际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类的国际法对我国有利，相反美国通过的《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以及欧盟国家通过的征收“绿色关税”等国内法不利于我国。我们目前的减排压力与其说来自国际法层面，不如说来自欧美国家的国内法层面。怎么办？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目前主要诉诸国际贸易中的自由贸易原则和贸易保护原则之类的经济话语。这种经济话语本身诉诸利益计算，并没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基础。相反，如果强调在气候问题上国际法高于国内法，不仅宣称了一套西方人普遍接受的世界主义的普适话语，而且为谴责并并通过贸易战反击美国和欧盟各国的国内立法奠定了道义基础。

在此，我们可以区分两类国际法：一种是各国基于国家利益而签署的国际法，在这些领域可以坚持国家主权高于国际法；另一种是基于全人类共同的利益而签署的国际法，在这些领域应当坚持国际法高于国内法。话语建构的意义就在于激发人们的道德感。若坚持国际法高于国内法，那么在“碳排放”的问题上，就坚持按照国际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类的国际法来解决，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将本国的法律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由此，对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的反应就不是“引发贸易战”之类的经济话语，而是强烈谴责美国将自己的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新帝国主义”。当然，人们完全可以在道德上进行追问：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美国怎么有资格在节能减排问题上对中国这样《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国说三道四呢？

由此在国际话语建构过程中，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有”，不是排斥西方所谓的“普适价值”，反而要主动把这种“普适价值”接过来，服务于我们自己的战略目的。假如坚持“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道义立场，中国是否可以把这一道义原则作为未来承诺承担减排义务的先决条件，甚至在国家利益需要时，不惜以退出国际条约且不承诺未来承担减排义务作为筹码，迫使美国和欧盟国家放弃透过国内法来征收“碳关税”这种破坏国际法的行为呢？在这个方面，国际关系中的“威慑”具有特别的意义。

广岛原子弹爆炸以及核武器的使用究竟怎样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法则？美国对外关系协会曾经召集各方面的专家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研究，并最终形成1957年基辛格撰写的名著《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其中，基辛格反复论证的一个观点就是由于核武器导致的全球毁灭的后果彻底改变了历史上的战争法则，即没有最后真正的胜利者。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政治中起重要的作用的不仅是“实力”，而且是“心理”。美国的战略就是要明确给苏联传达不惜发达核战争的意图，从而对苏联构成“心理上的威慑”，迫使苏联就范。基辛格提出的“威慑”战略就被肯尼迪运用到了处理古巴危机问题上，扭转了二战以来的美国面对苏联的被动局面。

而今天，西方人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普遍担忧和恐惧已经为中国实施“威慑”战略奠定了心理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巨大的排放量也许并不是中国的劣势，反而会成为中国实施“威慑”战略的“优势”所在。中国的国家实力以及与77国集团的密切关系，无疑具备了实施“威慑”的实力。如此，中国就需要将自身立场和意图明确无误地传达给西方世界：在“碳政治”问题上，除否美国和欧盟国家承认国际法高于国内法并严格遵守国际条约，否则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就会采取不合作态度，在未来也不承担任何减排承诺。

不同于美国根据赤裸裸的国家利益决定退出《京都议定书》而招致国际社会的批评，中国实施“威慑”战略的道义基础恰恰在于强调“国际法高于国内法”。而在国际法层面，中国完全可以团结发展中国家，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当然，“威慑”是一种潜在的利益诉求，其目标是为了在谈判中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

第三，一旦把“碳政治”纳入到国际法中，就需要提出于我有利的法律标准和技术标准，并把这些标准的提出建立在一套科学话语、技术话语和法律话语之上。法律人的格言是：“魔鬼在细节中”。在“碳政治”问题上，真正的利益往往在一些不起眼的技术细节上，而这些细节只有洞悉“碳政治”诀窍的内行人才知晓，且往往需要用一套科学知识和法律理论加以建构。

在“碳政治”中，如何测量和计算“碳排放”，根据怎样的公式来计算每个国家的排放量，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计算公式等等无疑是技术关键。为此，我们需要提出一套关于统计和计算的方法学，既要有理论，又要有公式，还要有数据。只有这样才能将一套政治话语转化为技术语言，在国际谈判中提出有利于自己的标准。

比如，目前各国“碳排放”的基数计算都以国家为单位，甚至以GDP为单位计算，按照这种计算方式，中国在的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中国由此遭受到越来越巨大的压力。目前应对这种压力的方法就是按照《京都议定书》确立的“有区别责任”原则，强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种应对思路虽然于我有利，但空间会越来越小。美国就强烈要求中国在今年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作出减排承诺，若美国和欧盟以“碳关税”来威胁中国，中国估计将难以承受压力。

但是，如果我们提出一套新的计算方法，按照人均碳排放量计算，中国目前在世界上排名就会大大靠后。为此，我们就需要给这套新的计算方法提供一套法律和技术话语。就法律话语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借助西方人熟悉和理解的“自然法”理论。按照这种理论，整个大气属于上帝赋予全人类的公共财产，那么地球上的每个个体都具有平等的“碳排放权”。在确保全人类安全的范围内，每个人享有的“碳排放权”是平等的。按照自然法逻辑，每个国家究竟应当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其计算公式就应当是全球平均每人的排放量与国家人口总和的乘积。

事实上，我国也有学者提出这种计算方式，但理由诉诸人文社会发展理论，说服力不足。而有一些西方学者也提出这些这种计算方式，其理论依据就是所谓的“环境正义论”（ecological justice），但这些理论显然没有诉诸西方人普遍接受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平等更为有力。如果这种计算方式能够成立，那么，还可以继续计算每个国家的“碳排放史”与确定减排基准年之间的关系。目前，《京都议定书》把1990年作为发达国家测算碳排放量的基准年，而发展中国未来承担减排任务的基准年无疑需要大大向后拖延，而这一切除了政治主张，还需要提供一套计算方法和计算公式。

再比如说，新能源技术的核心是知识产权。当年，在WTO谈判中，欧美大公司的律师们就设计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这样的法律概念，使得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问题建立了关联，从而通过TRIPS协议，使得欧美公司在国际贸易获益的不仅是产品贸易，而是知识产权转让。我一直以为，我们的决策者包括我们的法律专家和律师都应当好好研究一下这个案例。该案例已经进入哈佛商学院关于商业谈判的案例教学中。

那么，今天我们是否有能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提出“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即主张“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中不受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依据这个主张推动签署新的国际条约呢？

事实上，这样的主张不仅有道义基础，而且有法律依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都明确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原则。发展中国家都在反复提出这个原则，但这个政治原则或者法律原则在上述国际公约中并没有加以细化。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将这个政治主张翻译为一套法律语言，推动在这个原则下签署新的国际协议。

如果中国在推动签署《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国不仅会获得所有发展中国家强有力的支持，而且会获得西方国家中主张废除知识产权的左翼力量的支持。这事实上将发达国家放在道德的火炉上烤：即发达国家必须在维护本国的商业利益与积极推动全人类改善全球气候环境之间做出选择。

无论主张“地球上每个人拥有平等的碳排放权”，还是提出“与全球气候有关的知识产权”，这两个计算标准和法律规则的建构都会彻底改变全球“碳政治”的利益格局。由此，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碳政治”的过程中，决不能满足于西方已确立的法律和技术框架，而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碳政治”的法律规则和技术标准。而法律规则和技术标准的改变不仅依赖国家实力，而且依赖于一套完整的话语建构的战略。

从近代以来中国进入西方国际体系中，西方人一直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中国只有选择进入或不进入的权利，而很少获得游戏规则的制定权。为此，不少有识之士不断提出中国作为大国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应当制定游戏规则。但国际规则的制定不仅是国家实力的证明，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是否有智慧、是否具有想象力的证明，因为它需要的不仅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包括技术专家、法律专家等等，更主要的是依赖提供理论武器的思想家，当然需要将实力、专业知识和思想整合在一起的伟大政治家。

目前，全球“碳政治”刚刚开始，中国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对规则的熟悉和掌握程度不亚于西方国家。但是，中国能否在未来国际谈判中成为法律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制定者，无疑是对中国政治家统领能力的考验，是对中国综合实力的考验，是对中国能否成为国际社会的领导者的考验。由此，目前西方主导的“碳政治”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而言，与其说是一个压力，不如说是一个考验，更不如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