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祥：二氧化碳是所谓的“全球排放物”，即它的影响是全球范围的，不区域性，因此它的治理也具有全球性。比如欧盟降低了一吨碳排放，减碳的收益是全球分享的，但减碳的成本是欧盟负担的，这就是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非常棘手的问题。因此，有效解决具有明显“搭便车”特征的减碳和气候变化问题，一定需要全球合作，一定要建立全球治理机制。

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从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到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转变，对于这个机制的建立，世界也是在不断摸索。正是放弃旧有的模式才达成了《巴黎协定》。该协定提出要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但根据一些预测，如果各国都能兑现《巴黎协定》的承诺，全球的温升预计仍将达到2.7摄氏度。

这也是为什么后面不断有一系列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这些大会的作用一方面是保障《巴黎协定》的执行，另一方面也是逐渐推动各国增加减排承诺。

中国提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是出乎国际社会预计的，之前也许预计中国可能会在2060—2070年实现碳中和，而且中国承诺的碳中和不仅仅包括二氧化碳，而是涵盖所有温室气体，这更增加了目标的挑战。根据测算，中国如果兑现这个巴黎峰会后的新承诺，就可以把全球的温度再降低0.16到0.30摄氏度，大大增强了把全球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巴黎峰会目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诺会带来像中国这个承诺这么大的影响。因此，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于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主要大的经济体彼此间都互相盯着对方的减排承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关心的资源、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主要经济大国在其他国家做的事情对别的国家产生什么影响等等，此外，彼此间的合作对于全球协议的达成和承诺目标的不断提高都至关重要。我们能看到之前中美在气候方面相继发布了《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积极参与到这些国际和双边气候变化谈判中，对于促成《巴黎协定》规则的落实、实现中国本身的“双碳”目标和实现全球范围的控温目标都有极大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