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层面，工业革命以来，大部分碳排放来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能源贫困是经济贫困和发展不平等的一个重要体现。收入水平差异使得发展中国家碳减排的价格弹性系数较大，即同一水平的碳价带来的减排量较高，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碳价应该比发达国家低。不过，碳价的差别也容易导致高排放的行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造成进一步失衡。

　　在国内层面，不同行业与地区之间的减碳压力差异明显。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我国北方地区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更大，产业结构偏重，转型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更可能通过购买碳排放权达到维持经济正常运行的目的。“从地域来看，我国化石能源供给总体呈现‘北多南少’的格局，碳减排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影响也不容忽视。”彭文生表示，“山西、内蒙古、陕西等省份的财政收入对采矿业、电力行业的依赖度较高，说明其更容易受到减碳的影响。”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也提到了在推动实现“双碳”目标时，区域发展面临的平衡问题。他表示，目前我国高收入地区的能源产出强度低于低收入地区，研究结果显示，在碳中和过程中，可能会让低收入地区承担更多减排任务。山西、内蒙古等以煤炭为主的传统能源地区，将面临主体性产业替换的挑战，钢铁、有色、化工、水泥等高耗能产业为主导的区域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