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1年7月16日，由青海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第五届鲁青论坛—黄河流域碳达峰与碳中和路径高峰论坛”在青海西宁举行。著名经济学家范恒山教授受邀出席会议并作了《运用系统思维和立体举措推动实现“双碳”预期目标》的主旨发言。现将发言全文刊发如后。

很高兴能够再次参加鲁青论坛。去年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第四届鲁青论坛，讨论的主题也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问题，我参加了那次会议，觉得开得很有质量。今天召开的第五届鲁青论坛继续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问题展开，选择了碳达峰与碳中和路径这样一个很重要也很热烙的话题进行讨论，把上届鲁青论坛的研讨又向深刻性、务实性方向推进了一步，很有价值。

大家都知道，根据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制定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路和举措，内容十分的丰富，具有不少亮点。而其中一个突出的亮点是，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提出了“双碳”的预期目标，即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这个基础上，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在有关国际场合习近平同志做出宣示后国家以重要文献对之的确认，被称为“3060”目标，也常常称之为“双碳”目标。这一安排不同凡响，对内对外都具有重要意义。对外部而言，它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负责任的精神，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勇敢担当。我在发改委工作期间，配合中国政府气候谈判代表解振华先生抓过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协助服务过委里与这项工作密切相关的气候司与环资司，对此问题有一些了解。向国际上提出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行动目标要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须经过精细的研究与测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勇于提出这样的目标，应该说充分体现了大国的担当意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责任精神，体现了我们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追求世界美好前景所做出的特殊贡献。中国是最早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国家之一，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一方面积极维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重要原则，捍卫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权益；另一方面勇于承担减排责任，自觉加压，不断提升行动力度和工作目标。在2020年9月召开的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习近平同志做出了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努力争取2060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对内部而言，它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体现了推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高碳增长模式对大气环境破坏带来的极端气候事件及连锁反应给人民生活的负面影响不断增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永续发展，中国必须痛下决心转变发展模式，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道路，以减排降碳为基础，加快建立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但实现“双碳”预期目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碳达峰而言，我们期望在2030年之前实现，深入分析一下，这个目标实现受到多重因素制约。

一方面，面临着增排的压力。比较突出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中国发展的任务仍然繁重。不久前，我们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以消灭绝对贫困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解决了全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也刚刚开启。中国还不够强，2020年人均GDP刚越过一万美元，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加快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大体上，在2035年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20年再翻一番，而到2060年左右，则要在2035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从逻辑常理上讲，随着经济的向前发展，排放总量会进一步增加，或者说在发展面前，排放应该让路，何况比之欧美发达国家，我国的累积排放和人均排放要低的多，有增加排放的理由。但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需要承担起国际责任，承担起国家高质量发展的使命。另一个是，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人口将会呈现出进一步增长的态势。不久前，国家出台了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和相关的配套支持措施。实施二孩政策以来，适龄夫妇生育欲望并不特别强烈，这有多个方面的原因。这次国家不仅出台了三孩生育政策，而且针对着相关问题出台了配套支持措施，力度明显加大，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大概率有助于推动未来人口的进一步增长。从逻辑上说，随着人口的增长，排放自然应该进一步增加。但基于碳达峰的要求，即便人口增长，排放也不能放松。所以从面对的环境看，实现碳达峰的目标是颇具难度的。

另一方面，面对着时间的约束。我们设定碳达峰的期限是2030年前，这意味着，在工作努力上我们希望达峰越早越好，不仅如此，我们也希望把峰值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这一点也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是自然达峰，与其排放历史结合起来，他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时间上的紧迫感也大大增强了工作的难度。

在碳达峰的基础上实现碳中和的难度更大。碳达峰主要讲的是二氧化碳排放的达峰，但碳中和就不能仅仅考虑二氧化碳排放了，还需要考虑到其它排放，也就是说要通过人为的努力和自然的过程去吸收消解各种排放，最后形成全部温室气体零增长的状态。当然，主体部分还是解决二氧化碳排放，特别是化石能源的碳排放零增长的问题。实现全部温室气体零增长的难度可想而知，不仅在操作上很艰难，在时间上也很紧迫。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西方发达国家花费或预期的时间大都在70~80年左右，而我国预期的时间大约是30年。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对于一个正在全力推动现代化的发展中的国家来说，要在短短30年的时间内实现碳中和，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见的。总体上说，我们实现“双碳”预期目标的路程充满了挑战，充满了艰辛。

在时间限制、任务限制的情况下，面对着发展压力和严峻的外部影响，唯一的出路在于强化我们自身的努力，或者说我们要采取特别具有力度的举措来完成这个任务。可以肯定，无论是碳达峰还是碳中和，中国所要采取的举措在力度上无疑会比西方发达国家大的多，在内容上也会丰富的多。

从操作上考虑，实现“双碳”预期目标的难点在于，碳排放既与某些具体行为直接相关，更涉及到许多关键性体制机制的创新，还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协同联动。即便是某些具体的举措，也必须纳入全局视野和顶层设计来考量或安排，否则就会影响到它们的实施效果和可持续运转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实现“双碳”预期目标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其中体现的不是单线条的逻辑联系，而是一种立体的、系统的关联，我们需要基于这个角度来认识和讨论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和举措。在2021年3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第8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明确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必须把它们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布局。在具体工作上，既要抓重点领域、重点环节，着力解决一些企业排放强度过大问题，还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更要树立系统观念，坚持统筹协调、区域联动和多措协同，着力构筑绿色低碳的产业结构、空间布局乃至整个生产生活方式。应该说，当前这方面的认识还比较薄弱。“双碳”问题是一个时髦话题，介入讨论的人很多，但大多还是基于线性思维就事论事，以为把某个问题解决了，所预期的目标也就达到了。一般是把气候问题归结为碳排放问题，把碳排放问题归结为能源结构问题，把能源结构问题归结为化石能源比重过大问题，认为解决化石能源比重过大问题，就是要大力发展低碳能源或清洁能源，或者新能源等等。实际逻辑并没有这么简单，哪怕是某个具体事项的解决也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例如新能源的发展过程就涉及到顶层设计、体制机制创新和配套体系的建设多个方面，不要以为架设几台设备就可以把光伏、风能等发展好，要使它们持续发展，不仅涉及到生产量、稳定度等技术问题，涉及到输送机制、价格决定等体制问题，还涉及相关设备生产、工程建设本身的低碳环保问题，需要系统考虑、整体设计。实现“双碳”目标，更是需要用系统的思维来考虑，用立体的办法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