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1997年9月，我在国际能源署（IEA）开始担任署长特别助理的工作。上任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组织IEA参与当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办的第三次UNFCCC缔约方（COP3）会议。为了那个会议，IEA于1997年5月的部长会议上发表了一份很有见地的报告，叫做《气候变化的能源维度》（Energy Dimension of Climate Change），旨在影响由环境部长参与的气候变化谈判结果。该报告强调了能源消费的惰性和能源基础设施的惯性，希望京都会议上达成的减排目标既要雄心勃勃（Ambitious）更要现实可成（Realistic and Achievable）。IEA能源部长们当时表示，不管京都会议上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他们一定完成任务。

京都会议的结果是，发达国家缔约方在2008年到2012年的第一个履约期内要比1990年的排放量平均减排6%。环境部长们把这个结果带回国，在内阁会议上讨论时，对能源部长们说，“能源部门占碳排放的80%，你们来落实吧”。能源部长们一听就傻眼了，他们说，“我们只负责能源供应，而能源供应部分产生的排放占能源相关总排放量不足30%，大部分的排放来自工业、交通、建筑等用能领域，这些领域超越了我们的职责范围”。

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时任法国工业部能源与原材料司司长Claude Mandil专程拜会IEA署长Robert Priddle先生，希望IEA能够在《气候变化的能源维度》的基础上，起草一份新的“挑战性报告”（“challenging paper”），在1999年5月的IEA部长级会议上讨论。我当时正好也负责部长会议的筹备工作，全面参与了这个报告的起草，并利用1998年12月的圣诞节假期，起草了一份报告，上班后交给署长。署长看后批给负责这个“挑战性”报告起草工作的长期政策合作局局长，要求他们把我报告的内容整合到他们也正在起草的报告中。

这个故事表明，以IEA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早就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实现温室气体减排，能源领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能源部门无法单打独斗，需要动员全社会参与。这也是欧盟将气候中和（注：“气候中和”包含CO在内的所有温室气体，要求人类活动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总量为零）作为“建设公平繁荣的社会，拥有现代、高效、极富竞争力的经济新增长战略”核心推手的主要原因。欧盟的气候中和目标落实以《绿色政纲》为载体，设立具体量化目标，配备相应的预算计划，并出台大量配套战略、行动计划和政策法规来保障落实，包括《产业战略》、《绿色融资战略》、《能源系统集成战略》、《氢能战略》、《可持续智能交通战略》、《从农场到餐桌战略》、《森林战略》、《水、空气和土壤零污染行动计划》、《可持续发展的化学品战略》、《循环经济行动计划》、《气候法案》等。

这些案例都给中国的碳中和战略和路线图制定提供有益的“前车之鉴”。中国的能源供应侧CO2排放也占能源领域排放总量的30%左右，更多的排放量也来自工业、交通、建筑、农业等能源消费部门，涉及到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在实现能源转型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社会消费模式的转型。

目前，英国、欧盟、日本、美国都有各自的研究机构围绕着本国的碳中和目标，发布了相应的具体路线图。国际社会也在翘首盼望中国早日出台碳中和路线图。我们可以在参照各国案例的基础上，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达峰”和“中和”路线图，并出台更加具体的系列配套行动计划，推动中国经济的全面转型。

回到我去年技术和制度的主题，技术仍然是推动能源转型，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主要抓手，我们还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期，许多新的技术将不断涌现。但实现碳中和目标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不能等待新技术来解决问题，更多的重点应该放在现有技术的推广利用。制度方面，在中国能源领域的四大革命中，体制革命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掘。新的能源市场设计要为未来技术应用提供空间，应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为新技术的应用推广扫清障碍，激发全民的创新能力，鼓励全民参与，打赢一场能源转型的人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