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将社会成本内化目的是控制企业碳排放，减少负外部性。那么与碳排放不同，企业投资改善环境则具有正外部性，其社会收益往往要大于私人收益。这是说，要鼓励投资者改善环境，就得将社会收益内化，建立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的平衡机制。否则投资者缺乏利益驱动，就很难有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现在一些人对这一论述有误解，以为一个地区生态环境好了经济也就自然发达了，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对的。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有时也会存在冲突，而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就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生态环境。

　　显然，习近平总书记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在强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而不是指“绿水青山”天然就是“金山银山”。一个基本事实是，农耕时代生态环境肯定比今天好，可那时候经济却远不如今天发达。近些年我做乡村调研，看到有些地方“绿水青山”确实已变成“金山银山”，但有的地方虽然也山青水绿，却至今尚未脱贫。由此看来，要把“绿水青山”变成收入，还得为“绿水青山”设计出盈利模式。

　　将“绿水青山”变成收入，关键是要将生态环境的社会收益内化。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例，中央提出，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需要注意的是，将美丽山水和乡愁变成农民收入，面临着两方面的困难：一是生态环境属公共品，由于生态环境消费不排他，无法向游客收费；二是生态环境消费即便能够收费，也往往难以计价。比如，乡愁是游客的一种主观感受，游客享受了多少乡愁说不清，乡愁值多少钱也说不清。

　　为“绿水青山”设计赢利模式，经济学提出的办法是寻找委托品，将那些不能计量或计价的商品(服务)借助某种委托品进行交易。想问读者：商家卖矿泉水是卖什么？若你认为只是卖水就错了。事实上，商家卖矿泉水不单是卖水，同时也是卖“方便”。由于“方便”不好计量，于是商家将“方便”委托到了矿泉水上。一瓶矿泉水300毫升卖2元，600毫升卖3元，水多一倍而价格未高一倍，是因为水增加了而“方便”没增加。

　　现实中类似的例子很多。我所知道的：湖南永州新塘村土壤环境好，当地农民就把无污染的土壤环境委托到蔬菜上，将蔬菜和“环境”一起卖到了粤港澳；吉首隘口村将当地特殊的气候、土质委托到茶叶上，将茶叶和“气候”销到了全国；湘西马王溪村发展观光农业，将田园风光委托到了生态产业上，也赚得钵满盆满。

　　往深处想，生态环境的不同要素其实都可以找到相应委托品。上面的例子中，农民将特色山水委托到了特色农产品上；同理，乡愁虽不好计量或计价，但也可委托到古村、古树、古井、古建筑的门票上。可以推断，只有找到了委托品，社会收益便可内化，“绿水青山”就有了盈利模式。而生态环境一旦能带来收入，人们就会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要特别指出的是，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寻找委托品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府也要积极作为。首先，政府应加大对乡村基础设施的投资，要是路桥不通，即便山再青、水再绿，游客进不去，“绿水青山”也不可能变成“金山银山”；再有，政府应为生态环境资源确权，推动生态环境资源变资产。

　　三点重要结论

　　分析至此，我们可得出三点重要结论：

　　第一，不同社会文明形态的形成，是由不同时期稀缺性要素所决定的。随着我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人们的需求发生了显著变化，更加追求环保和生态。由于生态环境已变得越来越稀缺，物以稀为贵，于是使损害生态环境的代价越来越高，这样就决定了工业文明必须向生态文明转型。

　　第二，保护生态环境，关键在内化社会成本，使企业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大体保持一致。对此,庇古提出的方案是对污染排放企业征税；而科斯提出的方案是界定排放权，并通过市场进行排放权交易。很明显，庇古方案强调的是由政府限排，科斯方案强调的是用市场机制限排。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表明，用市场机制限排要比政府限排更有效。

　　第三，改善生态环境，重点在内化社会收益，建立起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的平衡机制。而将社会收益内化，办法是为不同的生态环境要素找到委托品，并设计出相应的盈利模式。同时，政府应加大对乡村基础设施投资，为生态环境资源确权，推动生态环境资源变资产。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