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0 年间，国际经济呈现螺旋上升态势，在温和复苏的过程中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较2017 年同比增长0.1%， 全球经济增速小幅提升， 尽管个别发达经济体接近增速， 但全球经济仍然面临徘徊下行风险， 与此同时全球能源治理也面临挑战。各国工业对原油的需求显著乏力， 科技大国、节能大国、新兴经济体纷纷在能源的全球治理上初显作为，全球能源治理呈现新态势：

1． 全球能源治理组织有了新发展，但治理行为体亟待拓展。在全球能源经济新常态下， 除早期成立的国际能源署、欧佩克等传统政府间组织外， 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相继成立能源研究机构， 为能源治理和发展提供了一系列评估、审核、预测等服务：诸如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IEEJ）、美国能源信息署（EIA）、俄罗斯科学院能源研究所（ERIRAS）、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CNPCETRI）和国网能源研究院等。

然而，从全球能源治理的作为上来看，诸如中国、印度等新兴的行为体参与度相对较低， 许多国际能源机构在重大问题决策上往往绕道新兴国家， 使得新兴能源治理行为体在全球能源治理过程中没能实现深度参与且处于边缘地带。同时国际能源署（IEA）的正式成员主要是发达的能源消费国，有待向新兴国家继续开放，例如在28 个正式成员中，金砖国家至今不是国际能源署正式成员。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能源治理的参与需求度逐渐提升，治理行为体的多元化对促进全球能源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从二十国峰会（G20）促成中美能源合作上足以证明，新兴的治理行为体有意愿也有潜力共同参与、共同治理。治理行为体的拓展可以使原能源治理模式得到改革， 促进机构内复杂利益的平衡，优化治理效能。但目前全球能源治理参与门槛仍然较高，入会时间、会员制度和审批等一系列手续使得许多新兴治理行为体徘徊在门槛之外，或者成为正式缔约国的道路曲折而漫长。

2． 全球能源治理合作不断加深，但协同机制有待完善。在全球能源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各国对能源供给和需求面临一系列挑战， 全球能源治理任务逐年加剧，国际能源治理合作进程不断推进。在治理合作中，各国或地区间贸易供需协调机制不断优化、能源政策协商制度不断完善。例如国际能源署（IEA）从政策的制定和相关文件的出台上，已经逐渐形成协商机制，在政策落实上也不断完善， 对于参与主体国家每年还组织不定期访问。治理参与主体、各国能源研究机构、银行巨头等通过开设能源问题论坛、召开能源相关会议、开展能源政策咨询等多种方式加强了全球能源治理的互利合作。

但是，在全球能源治理合作过程中，合作双方或多方往往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驱动，政治手段和其他延伸手段经常会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从而损害合作治理行为体某一方的利益，抑或是削弱其参与主体进行的能动性。竞争主要在能源消费国与出口国之间、不同能源消费国之间、不同能源出口国之间、不同能源通道国之间展开，围绕经济利益、地缘政治、军事战略等展开博弈。然而，究其根本原因都是将能源问题狭隘政治化， 同时以传统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来进行能源治理，将既得能源市场视为不可触碰的利益进行维护。同时，在治理合作中参与主体的战略互信机制应当科学搭建，参与主体间战略利益互通机制应当周密完善，参与主体间战略信息互补机制应当有效运行。因此，在全球能源治理合作协同机制应基于合作共赢的战略目标，以整体利益、制度约束、机动灵活为原则，不断升级完善战略协同机制。

3． 全球能源治理方向呈现多样化，但治理效果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全球能源治理从传统提供能源供应保障、应对能源竞争压力，开始转向能源可持续发展、新能源开发利用、能源技术合作等多方向。全球能源治理的视野拓宽，方向更为全面和多样化：在传统能源与环境问题、在能源安全与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治理思维和治理作为。例如：针对能源与气候问题上催生出国际能效合作伙伴关系组织（IPEEC），兼具包容性和规范性， 在清洁能源的应用和推广上发挥重要作用； 在节能减排与提高能效方面，G20 峰会继2014 年的效能计划后，再次重磅提出《G20 能效引领计划》，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传统动能日益消退、能源需求普遍放缓的新形势下，向国际社会展示了能源治理的新作为。

然而，总体看来全球能源治理呈现“分散化”和“拼凑化”，从全球能源分布上来看“贫富差距”明显，在大国的主要“管制”和“操控”下，传统能源的开采、生产、加工、运输、使用等环节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国际能源治理的参与国通常基于军事目的、外交目的、行政目的、经济目的，导致全球能源治理效果不理想。全球仍有20 亿人口处于能源贫困行列， 而作为能源治理主导者的发达国家治理体，其治理视野的全局性、发展性相对欠缺，仍有部分发展中国家能源形势严峻， 很多国家仍然不能公平获取并安全利用能源，“环境友好、结构合理、治理高效”目标的实现任重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