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报：在已采取种种措施的基础上，下一步如何挖掘减排潜力？ 

贺克斌：统计显示，过去5年，我国PM2.5浓度的降幅超过30%，超额完成大气治理任务。尤其在“尾部治理”方面，动作最多、贡献最大，贡献位列二、三位的分别是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调整。

      

在此基础上，尾部治理的剩余减排空间相对有限。例如大型火电厂治理，我认为就基本“毕业”了。它的常规污染物排放已降至世界最低，未来再上什么装置、再进行大幅减排的意义不大。下一步重点应转移到非电领域，同样是用煤大户，实现非电行业超低排放是潜力所在。

      

但我们也要看到，非电行业的减排潜力同样有上限。要继续实现深层治理，就到了不得不“动结构”的时候，也就是产业、能源、交通及用地结构调整。

      

以能源结构为例，为何要进行调整？已采取的“散乱污”企业治理等尾部治理方式，目前仍存在反弹可能，为防止企业偷偷排放，相关部门还需配套相应的监管措施。而能源结构一旦调整，企业用能就不可逆转，排放情况随之改变，未来自然不会再出现偷排行为，这才是根本。

中国能源报：随着四大结构逐步优化调整，大气污染治理的拐点何时到来？     

 贺克斌：我们首先需明确“拐点”的概念，它既包括污染天数，也包括污染程度的转变。若以PM2.5排放情况作为参照，我认为2013年之后已经迎来第一个治理拐点。我国PM2.5排放浓度，已由过去是欧美国家的10倍左右降至2-5倍，主要城市的PM2.5浓度也不再继续上升。但要真正消除人民群众对重污染天气的印象，可能要到2025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