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在气候问题上的一系列言论和行动，欧盟、基础四国、小岛国等都通过声明或官方渠道表达了对《巴黎协定》的支持及对美国退出的担忧。虽然部分国家反复倡议，但最终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七国集团（G7）等都未就气候变化达成共识。美国的“去气候化”行为已经蔓延至全球治理的主要议事平台。没有美国的“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正呈现出新的复杂特征。

面临逆全球化等复杂国际局势，全球气候治理可能进入一个低潮周期，领导力将发生进一步更迭或分化。

自2007年巴厘会议以来，尽管有些波折，但总体而言，全球气候治理正在走上非对抗的、合作共赢的正轨。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等各方的力量正在凝聚，共同分享绿色转型效益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但随着特朗普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倒退，以及国际气候秩序和格局的不断演化，全球气候治理正在迈入一个新的时期，一个既不同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初创时的美欧主导、南北分立的格局，也不同于2001年美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后的欧盟接棒的踌躇，以及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时的欧盟乏力、均势破裂的尴尬。随着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领导力不断更迭，国际社会对治理模式变革以及中国引领未来进程充满期待。

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主体日趋多样化。城市、企业、公民社会等非国家主体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

以往的全球气候治理主要由各国政府驱动，缔约方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谈判进程中制定责任分配以及国际合作的相关方案。随着科学和政治进程的推动，低碳技术和产业的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社会效益正在得到多方的认可。近年来，在各国政府的积极推动和支持下，不同层面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蓬勃发展。多双边气候资金机制的建立，北美、欧洲碳交易市场的联接，中美气候合作框架下的“中国达峰先锋城市联盟”（APPC）等行动，以灵活多样的形式，为实现气候目标作出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私营部门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表现突出，极大推动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如由比尔·盖茨牵头，来自全球顶级科技、互联网公司、工业集团和投资集团的商界领袖，包括杰夫·贝佐斯、马克·扎克伯格、马云、潘石屹、沈南鹏等，共同成立了“能源突破联盟”(BEC)，共同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随着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所呈现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容和模式也将更加丰富。

全球气候治理从聚焦政治共识转向对技术细节和落实承诺的关注，自下而上的模式更具有包容性。

《巴黎协定》自2016年11月4日生效后，全球气候治理的焦点也转向了实施机制细则的谈判和承诺落实上。涉及到“国家自主贡献”更新、透明度框架、全球盘点、市场与非市场机制、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相关安排，这需要各方在技术细节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磋商以达成共识，实施“国家自主贡献”的进展也将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此外，目标是否有雄心、行动是否有力度，都将成为影响缔约方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巴黎协定》提出了长期的、相对明确的奋斗目标，并鼓励各方最大程度地参与，同时考虑到对各缔约方主权和利益的保护。特别是履约和遵约机制上强调“专家式”的透明、非对抗、非惩罚的特性，体现了谈判的妥协艺术和务实主义，这使得《巴黎协定》下的一国“国家自主贡献”的实施，并不受他国不作为的影响。同时，美国地位的重要性也因其年排放占比份额下降而有所减弱。但从当前全球治理的局势看，如果少了美国的参与，《巴黎协定》预期必然大不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