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内特别是两党之间一直未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共识。受政治体制的掣肘和影响，美国一直缺乏有关气候变化的旗舰法律。客观地讲，奥巴马政府“气候遗产”也并不丰厚。

尽管近年来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已进入下降通道，但现有政策仍不足以支撑实现贡献目标。在考虑和不考虑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森林（LULUCF）的情况下，2015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相对2005年已分别下降11%和10%。但仅仅依赖现有政策，美国仍不足以实现其到2020年下降17%和到2025年下降26%～28%的战略目标。

在现有政策情景下，考虑高碳汇和低碳汇潜力，2020年相对2005年可分别下降16.0%和13.9%，2025年则可分别下降15.9%和11.7%，距离目标均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对2025年自主贡献目标而言，包括《清洁电力计划》在内的已宣布但未实施政策，以及其他额外政策均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排放将有可能出现波动和反弹。

当前随着新政府“去气候化”进程持续发酵，美国诸多气候政策面临存续风险，但风险程度存在差异。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类，其中二三类属于中危政策、四五类属于高危政策。

一是已制订且不容易使用国会审查法（CRA）进行废止的政策。此类政策受影响的风险较低，主要是一些经过广泛协商的能效政策，以及不受联邦政策管辖的地方政策。如中央空调和热泵能效标准、加州政府提出的2030年相对1990年排放下降40%的目标等。

二是已制订但适用于国会审查法进行废止的政策。此类政策受影响的风险适中，包括大多数能效政策以及HFC减排政策。特朗普政府可利用国会审查法拒绝批准2016年6月13日后实施的联邦政策。

三是虽不废止但可通过宽松执法来影响实施效果的政策。此类政策受影响的风险适中，包括第二阶段的中重型汽车油耗和排放标准（CAFE）等。特朗普政府虽然可能不会通过立法程序命令废止，但可通过降低惩罚力度或者给予相关企业更长遵约时间的方式，来降低政策的执行效力。

四是可通过法院判决使政策失效。此类政策受影响的风险很高，包括《清洁电力计划》、石油和天然气甲烷排放的性能标准等，特朗普政府已明确表示反对此类政策，搁置暂缓实施并通过环保署出台修正政策也是选项。

五是奥巴马政府仅提出意向但尚未完成拟议的政策。此类政策受影响的风险同样很高，随着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更替，这些提议很可能将不了了之。

种种迹象显示，美国实施“国家自主贡献”将面临严峻挑战。研究表明，“倒行政策”将有可能使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出现反弹。

根据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的预测，在剔除上述中、高危政策选项的情况下，如果能实现高碳汇潜力，那么美国至2025年仅能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下降17.4%，距离下降26%～28%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相去甚远。多家研究机构也给出了类似的分析结果。如果考虑新增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新排放源，以及能源结构改善的停滞甚至恶化，那么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有可能重新走上反弹通道，此前的努力将化为乌有。